岌岌可危

文/塞壬

一

从伟达电子厂出来之后，我的思绪陷入了一片混乱中。我疑心仅待过一个月的伟达无尘车间相对于整个东莞流水线只是一个特殊个例。现在，我忧心忡忡地看着手边刚刚写完的四万字，觉得它那么单薄，那么自圆其说，透着一种“流于表层、流于一般写作惯性”的可怕暗示。我开始惴惴不安，心里有块石头总悬着。我可能需要追加一次实证，或者，彻底死心，告诉自己说，即使是永无止境地续写下去也只能是冰山一角。八月底，我不惜耗完半个月的年假，再一次重返工厂流水线。只是，跟上一次不同，我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而是找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他们给我注册了一个名字：胡菊芬。

因为上一次的经验告诉我，身份证信息可以查出社保的缴纳状况。我去工厂应聘，极有可能被工厂的人力资源部门查出我依然在职，最终不被录用。当然，另一种风险在于，身份证也会暴露我是一个作家这一秘密。

后者的风险更可怕。

一位记者朋友跟我说，如果我想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工厂，就得把自己的身份证押给他们。不过，可以试一试谎称身份证遗失，看能否混进去。这时节，暑期工已返校，工厂正缺人手，所以，每一个工厂都张着深渊巨口要人呢。

这些年，劳务派遣中介公司在东莞已经没落了。要知道，它曾经是东莞最热门的行当。很多的名词，它们跟一段历史有关，最终，它们就死在那段历史中。比如下岗、分流、算断。“劳务派遣”这个词也会一样，最终会死于它的时代。20年前，来东莞找工作的人，都有过在劳务中介公司门口排着长长的队、等待叫号填表的经历。那个时候，女性过了三十五岁基本没人要。如今，一个外乡人来东莞求职，不必依靠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去工业园区门口的电子招聘栏找信息，然后自己打电话联系厂家。偶尔有零零散散的蛇头从偏远的贫困山区把人带到东莞，他们把人送进工厂来抽取佣金，这些小业务没有规模，不成气候。现在，劳务派遣公司很多转型做培训，它们跟全国各地的技术学校合作，定期批量向工厂输送技术青工。

那条老街的小巷子，留存着小镇古旧的气息。入秋多时了，路边的细叶榕繁茂，树冠在高处融成一片，形成拱顶，一条森森沁凉的石板路一直伸进巷子的深处。卖香烛花圈的、做寿衣的、卖财神关老爷、卖土地爷神像的档口一家挨着一家。还有一家典卖古玩、玉器钱币的小店，门口有一只大黄猫伏在一尊石狮的脚边打盹，里面光线阴暗，隔着木格子门窗，有人在低声说着话；我还经过一两家卖梅干菜、干霸王花、桂圆红枣、陈皮八角香料的档口，几家卖卤煮、秘制碌鹅的小店，门口的大铝锅在蜂窝煤的炉上冒着热气。几个留着锅盖头的男童在榕树底下追逐。我在小镇多年，竟不知有这样一条岭南风韵十足的老巷子，仿佛是过去的旧时光一直停留在那里，从未离开。可惜那一天我无暇多逛。巷子尽头有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这是多么惹眼的一个败笔啊，好在，已是路的尽头了，即使煞了风景也尤为有限。记者朋友告诉我，这家公司是本地人开的，档口是自家的旧宅，信誉很好，所以不用担心受骗。

进门是一尊大红的关公像，供着电子红烛香火，红木茶案的包浆非常漂亮，光泽重影深沉明艳，雕花的红木椅上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身穿灰色圆领肥Ｔ、大裤衩，趿着拖鞋，正在淋壶保养，见有人来，忙抬头问话。这就是我要找的麦先生。

我按照事先备好的戏本，可怜巴巴地诉说身份证遗失，找不到工作，求告无门，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供养。对方一直惶惑，我只得拨通记者朋友的电话，然后把手机递给了这个人。

半晌，这位长着短促浓眉、眼袋鼓胀的男人对我笑脸相迎，他把手机还给我，用广东话问我相关的要求。我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他往里屋喊了一个人的名字，不一会儿，一个文员模样的方脸女孩走出来把我领进办公室。一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窗外，紧挨着的是一栋两层的大楼，那里是一个五金模具的培训机构。

于是，我就成了女工胡菊芬。工资由工厂转包给这家派遣公司代发，只是，他们不会为我买社保。时薪制，按每小时９元结算，加班两倍，法定节假日是三倍。9块钱一个小时，我猜想，派遣公司至少抽走了２块。女孩要我交500块钱的押金，可是在我的印象里，招工，以任何借口索交押金都属违规行为。我拒交，并要求她出示相关的文件法规。女孩带着嘲讽的笑意，说，这是公司的规定，你没有交身份证，你要跑了我们怎么跟工厂交代？我要跑了，你不是可以扣我工资吗？她的理由愚蠢得可笑，不堪一驳。两个人僵在那里。麦先生可能听到里面的争执，于是进来问个究竟，女孩跟他说明原委，他向她挥挥手，示意，这个人就算啦。

所有派遣公司都扣押着求职者的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你坐不了车，住不了酒店旅馆，更无法跳槽。你被捏死在他们手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

一阵悲凉袭来，我忽然有了一种卖身为奴的错觉。即使我并没有押上身份证，但是那种强大的可怕秩序带给人的桎梏我全感受到了。

出来，男人已泡好了茶，招呼我喝上一盏，我没有坐，拿起面前的茶盅就喝，极香的凤凰单枞，沁入肺腑。我说出了茶的品名，他很高兴，接着他说，记者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求我再来一盅，我摆摆手表示不了。出了门来，看了看门前的鎏金招牌，很是刺眼，再一次加强了先前的败笔印象。

我深深地知道，因为熟人的缘故，在这个环节，我避免了一重压榨。胡菊芬，女，38岁，广西人。显然，这个叫胡菊芬的女人，她的身份证押在了这家公司，现在，我用这个名字正式进入了一家港资企业。45岁，年龄居然没有丝毫的障碍，我轻松地入了职。

整个东莞的制造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工荒。

二

普乐电子厂不大，大概只有三四百人。相比那些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厂，普乐厂处处显得精致了很多，一进门是一个大大的喷泉，上面的卷发小天使在拉小提琴，水池里养着红鲤鱼，拐弯，进入车间区域，有一个现代艺术造型的铜雕塑，保安高大挺拔，彬彬有礼，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你致敬。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的女性，三三两两，穿着职业套装，短发、化着淡妆，用标准的office lady的微笑朝你点头。整个厂区非常干净，路面铺着菱形石砖，绿化带的灌木丛都进行了精心的修剪。圆形花坛旁边的小便利店里飘出轻快的音乐，女侍系着围裙忙碌着，那里出售热的奶茶和甜筒蛋挞。我心里一阵欢喜，见惯了那些暗黑、苦难、煎熬般的打工文学，我寻思着，此次的经历会不会大有不同？下意识地，我整了整身上的旧格子衬衫，觉得自己穿得有点太随意了。

厂房很新，外观涂成一种好看的深咖啡色，湖蓝色的公司ｌｏｇｏ，映衬着墨绿的底，很沉郁的调子，有一种严谨的商务风格。主干道两边是参天的棕榈树，它们整齐威仪，在树的顶端才伸开伞状的树冠，卫士一般队列在那里，秋日的阳光依然炽烈，普乐厂没有林荫大道、花草藤蔓的文艺小清新气息。寂静的篮球场停着一辆加长的大货车，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工人正往斜梯上卸货。人力资源部的小姑娘早在保安亭等着我，她穿着一套浅灰色短袖制服裙，脖上挂着工牌，素颜，脸颊上有几颗暗痘，说话声音很轻，那是一种故意压低的轻，显然办公区是不容许大声喧哗的。我们上了二楼的办公厅，开放式一整间，大概有二三十人，每个人的办公桌都用隔板隔开，黑压压一片低伏的头，寂寂无声，偶尔听得低低的电话铃响。我要填写一张入职表。可以肯定的是，我能进这样一家条件好的工厂，我的记者朋友应该是叮嘱过的。

如果我先前没有历经过众所周知的“血汗工厂”，面对记者朋友的这番好意，我一定会回绝。而此刻，我竟对这样的安排充满了期待。

因为我是派遣公司送来的人，所以体检、培训、笔试全都省去了，而且他们也不给我买社保，两边都不给买，都在打擦边球啊。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只是要一个能干活的活人，这个人的来历、素质、健康跟他们毫不相干。这种感觉很不好，很不好。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阵寒意。工厂并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的意思。这个小姑娘从头到尾都没有正眼看我，对我，她有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冷漠。就像是，门诊打针的护士，一个接一个地打，没有表情，只是对着门外机械地喊，下一个。而我，只是她正在进行的那一个。

最终，我领了工卡，一件灰色短袖工衣，和一张充有400块钱的饭卡。末了，女孩用手一指，把我推给大门岗亭的保安，说是宿舍的分配找他们即可。这个瘦小、嘴唇发白的女孩，我跟她相处了四十几分钟，我们，仅仅是一个陌生人对着另一个陌生人。

我被一个女保安领着去了女工宿舍。她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葡萄似的，一串串连着另一串，拿在手里像一个球。我试着掂了一下，大概有两斤多重。每一把钥匙上面都贴着写了房号的白胶布。女保安体格健壮，深灰色制服套装，从背后看，她有宽宽的骻骨和结实的后背，腰间扎着皮带。她弯腰下去开锁，我靠近，她肥硕的短脖子，散发着头发的油腻味，侧脸，不见鼻子，只有弧突的面颊和翻卷的上唇。一路上她不停地跟我说，特地为我安排了一间最好的房子，在二楼，爬起来不累，房间就在第一间，隔壁是开水房，出门往右就是楼梯口，不必走长长的过道。

我这人吧，别人求我分一间好房，我偏不乐意。越是陌生人，我倒越是乐意帮忙。她的上唇太有趣了，讲话的时候生动地跳荡着，所以一直吸引我的目光。

虽说我只是管个女工宿舍的，但我好歹也是管了四十多间宿舍和三四个仓库的人呢，我就是要把好房子分给素不相识的人。

这话听着，差不多可以脑补一个宫斗式剧本了。我琢磨着，她向我反复表述专门为我安排了好房间到底是几个意思，难道这是向我暗示——需要我做出一点表示吗？

我装聋作哑。

她把钥匙交给我，叮嘱我说宿舍不可以用电饭煲、电热壶。然后她愣了一愣，上上下下打量我：不可以留宿不相干的人。如果来了配偶，可以申请夫妻房过夜。宿舍丢失贵重物品，工厂概不负责。她的这些话像是一台说话机器念着话本上的台词。末了，她似乎觉得这么快就交代完了一切，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实际上，一路跟随着她，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回应，只是嗯了一两次作答。我精微地注视着她的一切，目光和注意力从没有从她身上移开。她应该感受到了自己话太多，甚至是有点冒失，才会显出有点尴尬和不知所措。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保安身上有着满满的文学趣味，她一旦被人描写，就会跃然纸上的。

为了弥补我满满的恶意，我提出请她吃饭以答谢她为我准备了一间好房。她狐疑地看着我，不安地摇摇头。

宿舍很干净，敞亮，阳台有自然风吹进来。地板光洁如新。铝合金窗子上挂着一块淡雅的竹窗帘。插座那里居然装了USB接口用来给手机充电，房间有Wi-Fi。独立洗手间，装了电热水器，洗漱台和马桶这边拉了一条幔子与花洒隔开。四张床，床前各自有一张小桌子，带着可以上锁的抽屉。空了两张床，我选定了靠窗的这张。想起伟达厂的女工宿舍，那里蟑螂和老鼠横行，地板的污垢，满是裂纹、渗着水渍的天花板，整个房间塞满了女工们用红蓝蛇皮胶袋装的杂物，地上不安全的电插板，一团一团的线绕得乱七八糟，角落的电饭煲煮着食物……还得自己去走廊用塑料桶接热水提到厕所，然后关上门洗澡。

这儿很像大学的女生宿舍了。阳台的风吹着晾晒的衣服，一搭一搭的，有一股洗衣液的清香飘来。

下午我搬进了宿舍。刚好见到了舍友，一个颇有姿色的妖艳女人，戴着假睫毛，做了长长的能戳死人的水晶亮片美甲，染着红棕色的直发，腰臀间都是风情。她匆匆地摔门出去了，我们没有打招呼。

三

一大早，我被人力资源部的那个小姑娘领进了车间。她继续例行公事般地，用干巴巴的语气把我交给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女人。我被告知，这位，就是车间的组长江小姐。然而，她似乎很忙，在接着一个电话，只对另一个女人摆摆手，用手比划着，示意她安排我进入岗位。江小姐大概三十来岁，穿了一套香奈儿风格的职装，大波浪卷发，擦着鲜红的嘴唇，睫毛膏涂得太厚重，像是苍蝇腿。她的打扮有一股浓郁的港风，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夹杂着英语跟人说话，她的声音是那种烟嗓，颇有风情。

我继续被人领着，穿过一阵阵砂轮打磨的声音，经过几道工序的线位，我们来到一个堆满了铜线圈的位子上，看见一个女孩低伏着脑袋，茂盛的头发散开几乎覆盖着整个肩膀。女孩被叫起来，她惊愕地站起身，她长着一张处女的圆脸，两颊潮红，嘴唇濡湿，上面有淡淡的细须，呼吸浊重。她毛发浓密，腮边都是细密的绒毛，被汗水浸湿，但亮黑的眸子闪躲着，有些怯怯的。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个小镊子。一眼望去，这分明还是个孩子。你先跟着她学吧。领着我的女人说，现在她就是你师傅了。

我的小师傅。你的样子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不安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我的岗位描述叫做点胶，小师傅则将其描述为压胶座。在这里，我简要说一下我跟小师傅具体干个什么样的活儿。我们手中的这个产品叫做汽车点火线圈。在我看来，它就是一圈锃亮的铜丝拖着一根电话线般的尾巴。小师傅的工作是用镊子把两股铜丝电极压进黑色塑胶的凹槽，摁平，然后卡紧盖子，质量要求接口光滑、齐整、不割手。而我的工作就是用针孔瓶把胶水点进接口的缝隙，使之黏合，灌封。程序是，先压胶座，后点胶。

这两项工作近乎白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我想，这一类的手工操作，以后皆可以由机器人取代。在我没来之前，它们是由小师傅一个人完成的。我的到来，只是协助，以减轻她过重的工作负担。她只示范了一次我就会了。然而，也因为手脚毛躁，第一次忘了戴橡胶手套，胶水不小心弄到手指上，一瞬间，拇指与食指竟黏在一起，用强力拉开，竟扯下食指一块皮来，虽未出血，我还是大叫了一声。引得一堆人望向我这边。

她立即把头凑到我跟前，说了一句，让我看看。我忙把手指伸给她。她那声音，那语调，让我为之一动。我们隔得很近，我看见她头顶的发旋，和淡淡的头发油脂气息，她轻声地说，要戴手套的，不然，这胶水会伤手。

我接了点胶的活儿，她似乎没那么赶了，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小声聊天。她是河南驻马店人，只读了个初中，先跟我说18岁，见我摇头，后又附到我耳后改口说才满了17岁。劳务派遣公司给她的假名叫做严可欣。我笑了，跟我一样，她也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我们加了微信，但我顺手屏蔽了我的朋友圈。我的小师傅，她只比我早来一个月，是老乡介绍她来到这家工厂，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刚满17岁，第一次出远门。太像一个故事的开头。开场类似于，那一年，春天。她纯净得像一根骨头，对我一个陌生人说了好多体己的话。第一次见面，她就跟我说父母很早就离了婚，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一起在镇上生活，家里开了一间小杂货铺。书是读不进去的，所以早早出来赚钱。我想早点独立。她跟我说了一个重要的词，独立。

我迅速在脑中搜索自己17岁的模样，一片空白。毫无头绪。

胡菊芬，胡菊芬，有人在喊我，可是，对于这个陌生的名字，我一时还没有适应。我的小师傅推了我一下，组长江小姐来了，她对小姑娘说，这几天要教会我压胶座，现在人手不够，都压货了。然后又对我说，她不可能专门设一个人去点胶，最迟三天，我要跟师傅学会压胶座。江小姐的港普语气强硬，一开场就宣布我们只是工作的机器。所有关于新人的客套，自我介绍，相关的工作说明一概省略。直接，赤裸，直奔主题。

我要认清的是，来到这里，我就是一台工作的机器。这一点，跟那些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的工厂并无区别。

点胶的工作非常无聊，枯燥。如果我每秒点两下，那么，一个小时，一个上午，这种关于时间的数学就是一串串尸体般的数据。匀速，机械，直至把人变成一台机器，变成一个悲剧。

然而，在忘记时间的真空状态中，下班的铃声响了。

饭堂只有百来人进餐。餐厅里放着轻音乐，圆形餐桌铺着白布，上面放了一丛假花，还有两瓶辣酱之类的调料。有十几桌，放眼看去，好像有几桌坐的是管理层的人，一看，他们的气质就不同。工人们鱼贯而入。菜式分三个等级，八块、十块、十二块。另外还有面食部。你只需把饭卡往不同价位的感应区滴一下就可以了。打饭的师傅戴着白帽和口罩，依次往伸过去的餐盘舀菜。我的小师傅滴了一份八块的，有一份水煮青菜，一份番茄炒鸡蛋。我滴了一份十二块的，有一份青菜，一份葱爆牛肉，还有一个咸鸭蛋。米饭在旁边的铝屉里，随便铲，紫菜蛋花汤盛在白铁皮的桶里，舀的时候，要用木柄铁勺搅一搅。

小师傅打了很多米饭。她熟练地把番茄炒鸡蛋的酱汁淋在饭上，拌匀，然后大口大口地开吃。我其实对肉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我把牛肉夹到她的餐盘里，动作不容置疑，不容分说，我执意如此。我的小师傅抬头看我了一眼，知道多说无益，她不再说什么，只得乖乖地夹起牛肉就吃。

我才知道，从饭卡里省下来的钱，可以去厂区的小便利店里消费，可以买日用品、零食、打折的水果，还有冰淇淋。我知道，17岁的孩子，她的身体是渴望肉的。

本来我想跟她说，现在正长身体，吃好每一顿饭才最要紧。可是，转念一想，这话似乎太过于亲近了，显得有点奇怪。我跟她，不过才认识一个上午。她吃得很满足，唇上全是油光，盘里最后一粒饭不剩。看到她这个样子，我突然隐隐担忧。吃饭的时候，她把带她进工厂的老乡指给我看，那女子大概二十四五岁，白净，小馒头脸，修了两道细细的拱眉，说话娇滴滴的，眼角含春，有媚态。我的小师傅正想跟我说什么，但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下午，小师傅开始教我压胶座。用镊子把两股细铜丝线压进槽里，按平，不允许有一丝冒出槽外，然后把盖子的卡槽套进下面的凹坑里，摁紧，再提拉两下，不松动就可以了。她说话的语气有一种天然的妥协，总是软巴巴地附和。在操作程序上，我可能跟她有点不一样，她就说，好吧，好吧，你那样子也是可以的。她从来没有激烈地反驳过什么，一句重话都没有过。我深深地知道，一种极易受人欺负的特质在她身上彰显。一看就是从内地初来乍到的乡镇小姑娘，单纯，见识少，土，没有钱，也没有靠山。这个活儿本来不难，难的是速度。我开始了笨拙的操作，戴着橡胶手套，拿镊子就不太灵活，在按平铜线丝的时候，镊子居然把手套的食指那里戳破了。我拿给小师傅看，她咯咯地笑着，笑得很大声，然后起身去帮我领新手套。

我环顾了一下车间，这里有很多道工序，每个人干的活儿都不一样，机器在匀速地运转，它发出单一、平缓的嗡嗡声，然而并不算吵，只是，整个车间少有人说话。一片阒寂。一片低伏的头，我想，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里的时间已经磨平了他们身上所有的热情，包括交谈和笑。我的小师傅，刚刚她笑得那样大声，实在是一个少女身上未泯的天性吧。我还看见，带我师傅进工厂的那个女人，她坐在靠走廊那条线位的尽头绕线圈。而江小姐，组长，监工，她站在门口打电话，眼睛不时往车间里面瞟。

即使我是慢手，我的到来也正在缓解堆货的问题。

那个下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沉迷于手中的活儿，晚餐的铃突然就响了。斜阳的光透过窗子，我的小师傅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我跟她说，你头发太多了，披散着像个疯子，扎起来吧。她咯咯地笑着，不扎，我这大脸盘子要露出来就不好看了。你怎么老踩着这帆布鞋的后跟啊，好好的鞋，你当拖鞋穿了。哎呀，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她这话说完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我。我也怔住了。我惊讶于自己，这么快就对一个人有了亲近感。

晚餐我们吃了白菜猪肉水饺。吃饭仅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加班，两个小时，直到晚上八点。我先前待过的那家工厂，晚上加班都要加到十点，我想，普乐厂的工资应该不会超过四千块一个月。我算了一下，我的小师傅，满打满算，一个月到手也就三千多块钱。拿到五千块钱的前提是，全年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在那样的工厂，人彻底沦为机器。普乐厂每个月休四天，每天工作10小时，但它每小时的价格比别的工厂略高一些。然而，更多的打工者却愿意去那种全年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厂，相比而言，普乐厂的工作太轻松了，拿不到什么钱，这就是它，即使工作条件、环境方面要好很多却总招不到人的原因。

背井离乡的人，谁去图那个轻松呢？

我的手越来越快了。晚班下来，我们快要做完堆积的存货。小师傅的宿舍在三楼，她那间住了六个人，因为要等别人先洗完澡，所以，她拉我去工厂娱乐室里玩。我先前待过的工厂除了一间简陋的阅览室，那里存放着一堆破旧的金庸小说和几本地摊杂志外，什么都没有，电视厅，零星地坐着几个追剧的人。除此之外，基本谈不上什么娱乐，当然，那里全年无休，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筋疲力尽的人，谁还会去娱乐呢？然而这里，人还挺多的，这里有羽毛球，有乒乓球，还有电子阅览室，有电脑可以上网，墙上的大电视正播着湖南卫视的剧。我们拿了羽毛球拍，来到外面的花坛边，路灯很亮，照得黑夜如同白昼一般。

我的小师傅，在她的宿舍里，每天都是最后一个洗澡。舍友都在里面洗衣服，每天都弄得很晚她才能进去洗澡。我非常清楚，她的弱，她的无助。女人往往对女人有着更大的恶意，尤其群居在一起，那种没来由的、琐碎的恶意很多时候能够摧毁一个人的全部。好在，我的小师傅，她全盘地接受这一切，顺从它，没有一丝忤逆，以致那种更大的伤害并未抵达。

我的宿舍只有三个人，我可以让她去我那儿洗澡。这样，她就可以在十一点前上床休息了。我心里隐隐一沉，有一个感觉很清晰，我要替她解决的，也许还有更多。

谁知，我宿舍的那个女人不允许我带不相干的人进来洗澡。没有理由。我强忍怒火，但又无计可施。我的小师傅已换上便装，她挽起袖管提着塑料桶站在门外。我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地邀她来洗澡，可事情出了岔子，这让我很丢脸。我忽然发现她的两只手腕上全是被蚊虫叮咬的红疱，密密麻麻的。我惊呆了，把她拉进屋，发现脚上也有。她把裤管往上拉了拉，我发现小腿上也有很多红疱。

你没有蚊帐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点蚊香？

她们说蚊香熏人，不让点。

为什么不买蚊帐？

我想着，都已经是秋天了，忍一忍就过去了。

……

我被气噎着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没用的孩子，这个没用的孩子。见她发愣，我跟她说，快进去洗澡啊。我迅即转身面对着我的舍友，那个女人，她看了我们一眼，正要说什么，我迎上她的目光，做出强硬的姿态。她要说的话终究没说出口。

我忙着拆自己床上的蚊帐。

她是你什么人啊？亲戚？老乡？女人不屑地问我。

不是，我第一天上班，她是带我的小师傅。

跟你没关系？

她才17岁，还是一个孩子，第一次出门在外，宿舍的女人欺负她，我希望她少承受一点这个世界的恶意。

女人盯着我的眼睛，几秒钟后，她说，别装了，你有什么企图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最大的恶意一定来自你。说完，她拿出打火机，熟练地点烟，然后跟我说，我不喜欢跟人同住一间，你最好搬走。

这话听着倒是应了我心中的疑惑。我一直疑心女保安如此好心给我安排这间屋子是有缘由的。这里面的纠葛我不太想明白，也压根儿不好奇。但我还是有些恼怒，针锋相对地说，我在附近有房子，完全可以不住这里。倒是你，喜欢一个人住，那就去外面租房啊，蹭什么单位的宿舍？

这显然激怒了她。我打了个手势表示不愿意争吵。但没用，她骂骂咧咧，脏话连篇。我只好偷偷打开手机的录音。蚊帐拆好了，我的小师傅挽着湿头发从洗手间出来。见到现场的气氛，她一脸惊愕。我卷起蚊帐，拉着她往外走，在门口，我转头对着那女人打开了手机的录音，说要把它发在车间的微信群里。女人从床上坐起身，追出来骂我。可以想象，她真的气得发疯。

我们上了三楼，把蚊帐系好。我看见那间六人的宿舍，别人的床都系着粉的、紫的、提花的纱帐，装扮得很温馨，床上有小风扇、花被、荷叶边的枕头和柔软的毛巾毯。唯独，我的小师傅，床上只有一张裸席，一条起球的旧睛纶毯，枕头是她的一件外套。她好像是毫无准备地从家里出来，又倔强地不愿意回去。

我只得回家睡了。翻来覆去地寻思，她身上一定没什么钱，否则不会不买蚊帐，她出来之前是不是跟家里人闹了别扭？我觉得，我不可以再继续帮助这个孩子了，她在外面所承受的一切，皆是她人生的必经之路。她得自己面对。把心一横，关于工作之外的一切，我将概不关心。

翻看手机，我被拉进了车间的微信群。

四

三天后。我一大早打完卡来到线位，发现小师傅不在。我没有多想，低头压胶座。大概一小时后，小师傅红肿着眼回来了，她的身后紧跟着江小姐。很明显，我的小师傅她哭过了。被江小姐训哭的。我看着她，一副孱弱无助的样子，一副没用的样子。江小姐看着我们：压个胶座，我不可能放两个人的，你，她指着我的小师傅说，你最终还是要去做产品检测。说完，她一脸嫌弃地走了。

我的小师傅一大早就被叫去做产品检测。一个小时，她的手指被电多次，她说她很害怕那台机器，畏畏缩缩，心口突突地跳动，人非常紧张，她那蠢样子直接被身边的江小姐训哭。

我已经很熟练了，两个人压胶座，如果手快的话，就会出现等货的空闲。小师傅压低声音在我耳后说，慢一点，千万别让江小姐发现我们在等货。我一惊，这才是让她去做产品检测的根源。一旦我顶上了压胶座的线位，她就得去新的工序岗位。我的小师傅，她这么聪明，一定很清楚是因为我的到来，她才不得已要去那该死的检测线位。

点胶的时候，胶水糊住了针孔，我起身去换针头。间或去茶水间喝水，再上厕所，所有这一切，我只是想拉慢进度。但是，这终究不是办法，江小姐在车间来回巡逻着，她长着一对可怕的鹰眼。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小师傅避免去检测线位的命运呢？

只有我去了。是的，我去的话，小师傅就能留在压胶座的线位。可是，我不是打定主意让她直面自己的命运吗？她应该要自己解决人生的困境，不是吗？

我想起那17岁的泪水，那红肿的眼，那被人践踏的毫无尊严的少女之心，心里一阵难过。如果她的母亲知道那个女人毫不留情地吼哭了自己的孩子，也一样会难过的吧？

就这样，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控着进度，平静地过了四天。这其中，我得知，我的舍友，那个女人，居然主动邀请我的小师傅去宿舍洗澡。我大为震惊。随后又隐隐约约听说，这女人跟厂里的某管理人员有染，所以有恃无恐，加之性格霸道，难缠，人皆怕她。宿舍的另一个女工，也被她赶出去了，所以，那间宿舍只是她一个人住而已。这女人曾激起我的好胜心，我本不想轻易认输，一直想找机会治治她，但忽又听说她对我小师傅如此的态度，就释然了。

也许，一个强势的人，听说一个弱小者被欺负了，她也难以袖手旁观吧？我的这位舍友，别人口中的坏女人，仔细琢磨起来，倒还是有几分意思的。

至于那个女保安宿管，根本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她安排我住进宿舍，我最终能不能待下去，已经跟她无关了。这个地方被人摆了一道，我又憋着一口气，好难受。我惊讶，原来我竟是如此受不得气、吃不得半点亏的人。

如果我太深入在一个事件里，一个太私人恩怨的事件里，这似乎就偏离了我来此的意义。然而，这一点，我好像很难避免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终究，我这种人，是很难去练就一副铁石心肠的。我已经深入进去了。

检测的那个线位原本有两个人，最近有一个辞了工，现在那里也是堆货堆得厉害。我得空去试了几次，它是检测线圈是否通电。原理我没弄明白，操作起来，需要用手把线圈的两个电极放置在一个仪器的中间，当它触碰到电极的时候会发出啪的一声响，类似触电一般，有这声响就表示合格。但如果手指没有及时撤离，就容易被弹到，这个工作要把握的只是一个运作的节奏，如果掌握好时间差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起初，我的手指也被打了好几下，并不疼，只是有点麻。但是，猛一被打就会心慌，老是觉得那个咬人手指的东西在那里等着你，犯怵。如果身边还站着一个人，在催逼，在监督，那恐怕会更加手忙脚乱。可以想象，我的小师傅那战战兢兢的样子。她那畏畏缩缩的手，在一声呵斥中惊慌失措的样子。还有，她流着眼泪被赶下线位的样子。

随着一声声响，我站在那个线位就没有再离开了。那里的空气有一股电石烧焦的味道，竟十分好闻。慢慢地，我可以跟旁边的那个女工一样，坐在凳子上操作了。我跟那个女工一起操作，竟形成和弦般的美妙旋律，此起彼伏，你来我往。她的“啪”声比我的好似高出一个音阶。

而我的小师傅，她又陷入了压胶座、点胶的忙碌中。但我知道，她反而乐意待在那里。因为，在工作的十个小时中，不论在哪个线位，你都不可能偷懒。在那里，她得心应手，心无旁骛，不会有突如其来的呵斥给她带来惊吓。

那几天，我睡得很好。我想，她也是。

五

成为胡菊芬已经十来天了。但我还是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角色。我依然是作家塞壬，会被旁逸斜出的枝蔓所吸引。更可怕的是，我泛滥的同情心，它干扰着我客观的视野。

可是，面对一个弱者的困境，我无动于衷，那不是更可怕吗？

我觉得你不像是一个打工的人，你什么都不怕，你连江小姐都不怕。你好像是因为一个什么理由很短暂地待在这里。我的小师傅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她察觉到我跟别人不同。在水槽洗碗的时候，我隐隐听到她的舍友在嘲笑她用肥皂洗头，说她只有两条内裤，一条洗了没干，没得换，只好把穿过的那条翻个面接着穿……肆意的笑，虽无大的恶意，但还是让人心生不悦。所有的，都指向一个事实，她手上没什么钱了。我还知道，我的小师傅从来没有吃过早餐。

车间有几个女工加了我的微信，我很好奇，这些人加我是什么意思呢？果然，是为了说闲话。闲话就是八卦，无非男男女女那点事。其中包括，我被霸道的舍友，那个坏女人从宿舍赶了出来。大家都说很为我不平，但我听着，感觉这些话的语气里透着看热闹的兴奋。俗世的无聊场景本就如此，我只得故作恼怒地附和了一番。但是我又听到一条让我震惊的八卦，厂里的保安队长，那个三十八岁的老男人在打我小师傅的主意，半夜请她吃宵夜，送小礼物献殷勤，不避人。小嫩雏，哪个男人不喜欢呢？自家黄脸婆没得比。话说完，紧接着是一串无耻的浪笑。我见过这男人，满脸横肉，鼻孔粗大，酒色财气，跟女人说话时嬉皮笑脸。我深知这类社会底层垃圾的德性，那羊羔般的猎物，我的小师傅，她才十七岁。

忧心忡忡。这些说八卦的人没有一个人为那孩子担忧。我们的周遭，充满了这种麻木而冷血的围观者。

有些话到了嘴边不知道如何开口。非亲非故，过于热心肠显得很奇怪。慢慢打听到，工资要月底发，还有十三天。权衡良久，我用微信给她转了三百块钱，她回复了一个问号，我支支吾吾地用一个搞怪的表情包遮掩过去，没有解释。她很倔强，没有收钱。在我反复追问下，她才告诉我，出门带了两千块钱，被老乡姐姐借走了一千五。老乡姐姐，就是那个修了两道细拱眉的女子。

徘徊。惆怅。我要不要去暗示一下那位老乡姐姐呢？

车间又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工，她分到了小师傅的线位顶了我先前的岗。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我知道，那个线位始终只能定一个人，三四天后就会……

下了晚班，我请她去小便利店里吃冰激淋，我心事重重。小便利店放着小提琴曲，轻快、明亮的旋律映在脑中竟出现阳光下的河流，和开满野花的堤岸这样的画面。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如此明媚地绽放着。她的双眼没有一丝阴翳，仿佛那些正在逼近的危机从来就不存在。我欲言又止。我深知她真正的忧虑。这个巨大的存在，这个扼人咽喉的、令人窒息的恐惧感，我和她，如何能绕过去避而不谈？

你想说什么呢？她问。

作为女工胡菊芬，我的确没什么要说的。胡菊芬，跟那些冷血的围观者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哪天离开了，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像是在这里打工的人。能遇到你我就特别感激了。我看见她眼里有泪。我只得别过脸去。

这很像告别。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出了告别的话。也许，真到那一天，我说不出口吧。

六

四天后。江小姐裙子的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抬起头，正对着她那张颐指气使的脸。她要求我一个人去顶压胶座的线位，我的小师傅、新来的女工来做检测。我很惊讶，露出疑惑的表情。

她们年轻人要熟悉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以便平常应急顶缺。这话没对着我说，但似乎是回应了我。

一直担心的事，它终究还是来了。我平静地跟江小姐说，我过几天就辞工，想回老家办点事情。我知道，只要我辞工，我的小师傅就不会调到检测的线位，那么这个危机至少可以缓一缓，直到她发工资，直到她的境况开始好起来。我不希望，所有的不幸都同时挤在那个狭窄的人生间隙，去压垮一个孩子。

我能做的，好像只有这个了。虽然它如此无力。

江小姐立即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情，她好像在赔笑，是的，真的是赔笑，她笑起来法令纹很深，看上去又老又丑。不是吧？辞工，你再好好考虑，我们可以给你假期的，还是不要辞工嘛。

我很坚定地告诉她，真的要辞工。她不再挽留，敛了笑，露出凶相，昂起头，蹬着高跟鞋，气咻咻地走了。

真的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我一共待了十七天。

这么说，是无意间，女工胡菊芬撞进了一个场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从河南驻马店跟随她的老乡来到东莞，进入了流水线的车间。她的身份证押在劳务派遣公司那里，用了一个假名，她先是被老乡讹了钱，然后备受舍友欺凌，在异乡，没有钱，只得苦苦硬挨。她还受到老男人的骚扰，更重要的是，工作岗位的随时变更给她带来种种的不适。她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岌岌可危。

作为女工胡菊芬，她可以对这一切无视，但作为作家塞壬，她似乎做不到。然而，我毕竟只是一个过客，像这样的女孩子，被危机重重包围的女孩子，她普遍地存在于这人世间。我微薄的施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有的困境都需要这个女孩自己面对。这是她的人生必经之路。

一位编剧曾经这么说过，写主角光环并不是说，当主角在危急关头，突然天降神力、有意外之手去刻意帮助主角化险为夷，这是大忌，真正的主角光环应该是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克服它、战胜它。

显然，对于这个女孩子，我如果再帮下去，那就是意外之手了。我一边跟自己说，放手吧，塞壬，放手吧，一边又忍不住做最后的盘算。

我找到了那位妖里妖气的老乡姐姐。虽然我的动机莫名其妙，令人疑惑，师出无名，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说清意图：你作为严可欣的老乡，是你把她带东莞来的，她才十七岁，出门在外，你难道不应该照顾好她吗？

话里话外，我的语气有问罪之意，我是有点心虚的。老乡姐姐一脸蒙，她问，你说的是喻琼吧，她怎么啦？

原来我的小师傅真名叫喻琼，我把喻琼的重重危机讲给她听，没想到，老乡姐姐竟大笑起来：危机？舍友又没有整她，几句闲话就危机了？你太小看喻琼了，这丫头心气儿高，不肯低头，没有钱？她服个软跟她老娘开口啊，我这里要发工资才能还她钱。保安骚扰她？我看，是那个保安被她耍得团团转吧！说完，老乡姐姐再次大笑，这次笑声里充满了对我的讥讽。

可是，我心里那一根紧绷的弦却倏地断掉了，干净利落。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通体舒畅。原来每个人对危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真好啊，是我认知的偏差也好，是喻琼给我制造的假象也好，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塞壬，你这十七天介入了一个事件，深入了一个人，在这碎片一样的人生间隙里，你的血一直是热的，你心系着一个陌生人和她的命运。

我真的不需要去实证什么。无论我再一次深入到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事件，哪一个人，我永远面对的只是我自己，我的主格永远在场，我会发出声音和立场。哪怕只是冰山一角，我也力图表现出它的丰富和鲜活的内质。最大的危机只能是，一个灵魂干枯的人，一个血液再也激不起风暴的人，一个不再有爱的能力的人，正在沦为这个世界的围观者。

塞壬，原名黄红艳，现居东莞长安。已出版《匿名者》《奔跑者》等散文集四部。两度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第七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新人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