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无烟火

——王维二十五题

文/张炜

辋川的轻与重

谈王维不可不说“辋川”，“辋川别业”几乎与诗人齐名。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是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与理想的外化，同时又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诗人的精神。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也就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

“辋川别业”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后由子孙继承，为王维购得。当时王维也正任京官，虽有一定政务，但日子还算闲散。辋川距长安不足百里，在此居住也算适宜。但以我们今天的判断，诗人毕竟位居朝堂，总有一些不可推脱的事务要处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辋川离京城好像还是稍远了一点。

王维在辋川前后居住了十六年，而其一生不过是六十三年（一说六十一年），可见辋川占据了他人生最为成熟的时段，不可谓不重。“辋川时段”之前，诗人历经了两次仕途挫折：一次是从政之初，由京官大乐丞任上外贬济州，这是初踏仕途的第一次困厄，对王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令其终生难以忘怀；第二次受挫是因为宰相张九龄罢相，此后王维便在官场上失去了一个强大依傍。辋川之前王维有过三次归隐，分别为淇上、嵩山和终南山，都属于权宜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小隐”都可以视为后来“辋川大隐”的练习和试验。所以“辋川别业”的购置与经营，是一次大隐的决意，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与规划。

诗人准备在此好好安顿自己。好像过去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做着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要由此出发。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集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所以辋川也就成为他人生和艺术的核心地带，是生命的一个节点。实际上，他为“辋川别业”付出的时间最多，经营的时间最长也最有效果。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人物，他们常常拥有个人的生活基地，可是要从中找出一个比“辋川别业”更大的徘徊流连之所，却不太容易。“辋谷水在县南八里，谷口乃骊山、蓝田山相接处。山峡险隘，凿石为途，约三里许。商岭水自蓝桥伏流至此，有千圣洞、细水洞、锡水洞诸水会焉，如车辋环辏，自南而北圆转二十里。过此则豁然开朗，林野相望。其水又西北注于灞水，亦谓之辋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今天看它的面积大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峰峦叠秀，流水潺潺，山壑林泉随处可见。王维在《辋川集并序》中描绘：“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诗人笔下历数了二十处景点，可视为诗人亲手创制的一部立体长卷。

展开王维所有的文字，我们发现他一生并无鸿篇巨制，辋川则可以作为替代物，是他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一次更为确凿的落实。“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这首描写辋川秋色的诗章，即确立和代表了诗人淡远空灵的诗风。由此可见，正是辋川决定了其艺术之“轻”；没有辋川，主干部分缺失，就难以形成诗人完整的诗艺版图，所以又足见其“重”。

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需要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一生流离。李白属于后者，他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后来有过成都草堂，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田园，但大多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肉体有立足点，精神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比如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个瞭望楼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莎士比亚》等。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美国的马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可惜别墅毁于一场大火。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创作基地，如美国的基韦斯特和古巴的“瞭望山庄”。西方那些油画家也大多如此，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列。

类似王维的“辋川”，是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与否，实在是太重要了。

声气相投

艺术家往往需要几个真正的声气相投者，这种关系要超过一般的朋友，由他们相伴，不单是为了排解寂寞，还有更高的意义。他们相互以彼证己，反观和互补，在心灵互映、激发和活化方面，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友伴意义。人对于存在方式及其意义，往往是难以确信的，这就需要得到旁证和说服，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挚友的作用尤其重要，甚至是不可取代的。

古今中外不乏这种深刻而独特的友情。像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与俄罗斯诗人奥加辽夫之间超乎寻常的友谊，特别感人。他们少年时期曾经站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面对整个市区立下著名誓言：要为抵抗沙皇暴政和独裁专制，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记录了奥加辽夫写给他的信：“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座麻雀山发展起来的。”一个人对于道路、事业乃至所采取的方式，都需要挚友的援助。受他人影响是一种必然：相互印证、参考、借鉴、模仿和鼓励；这种作用可以长达一生，也会分为几个阶段。心志相近的朋友会让人免除孤独，增加信心，从而振作起来。中国历史上“高山流水”的典故，记述的是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迷人的情谊：子期离世，伯牙破琴绝弦，竟然终身不复弹琴。最孤独的人往往有最执着的友伴，他们的别离也就成为一件大事。

人之喜欢友伴，可能与动物的群居性有关，但还远远不是同一意义。动物界的孤独者都是一些大动物，如鹰、虎、豹等。人有孤独者，但他们一般来说并不缺少挚友，这孤独，是指不喜欢归入某个群落。他们常常拥有一两位挚友，有对话者和激发者。这样时间一长，彼此便会产生依赖。这种深刻而独特的友谊，有的属于阶段性，有的终生未变。

考察一个人，必须抓住人事要点，找出与其声气相投的朋友。论说王维，不可以不注意与之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因为与之命运关系极大。首先是诗人的母亲，她对王维的生活态度、世界观，特别是与佛教的关系，影响巨大。王维的母亲一生敬佛，是禅宗北宗高僧大照禅师的弟子。其次是诗人的弟弟王缙。兄弟二人少年时代一起学习，同游京城，进出豪门，皆是博学多艺的才俊，是朝廷有名的仕人，王缙后来官居宰相。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在王维遭难的时候，弟弟奏请削去自己的官职替兄赎罪。再一个是宰相张九龄，他是王维的大恩人，曾经擢拔王维为右拾遗，是其一生最依赖、信服和崇敬的人物。张九龄的官场沉浮，直接影响到王维的仕途及思想变化。

还有一些与王维往来密切的诗友，如孟浩然、储光羲、綦毋潜、卢象等。诗人内弟崔兴宗也很重要，因为他曾与诗人一起隐居。诗人最初选择终南山，便与这位内弟相伴。有一位诗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诗篇中，这就是裴迪。就影响来说，他是最重要的一位。裴迪与王维一生交好，我们考察中可见，在诗人命运的几个转折关头都出现了裴迪的身影。从终南隐居到辋川唱和，特别是王维身陷叛军之营、恐惧悲伤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是裴迪前去探望，留下了那首事关诗人生死的《凝碧池》。这就是《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这首诗最终救了王维一命。没有裴迪探望、告知凝碧池发生的惨案，此诗便无从产生；没有裴迪将这首诗携走传播，这首诗的奇特功用也无从谈起。

王维诗集中与裴迪吟咏互答的诗作多达三十多首，数量超过所有人。

“不相见，不相见来久。日日泉水头，常忆同携手。携手本同心，复叹忽分襟。相忆今如此，相思深不深？”（《赠裴迪》）显而易见，没有裴迪就没有辋川唱答。在王维至艰至危之时，又是裴迪的出现，奇迹般地援助了诗人。一首救命之诗从产生到传播，简直是天意。

裴迪对王维命运的影响无与伦比，这里既指诗人的作品，也指其人生，指生死攸关的命运关节。裴迪的诗才平平，这好像更为正常：这个人的存在，客观上只为了另一个人的全面完成。或者说，这是一种冥冥中的使命。

他们二人的谐配，妙到不可思议。

少作有清音

王维的“少作”从哪里划分为宜？将他十五岁离家赴长安，直到进士及第，这一段划为青少年时期比较适宜。或有人将京都干谒豪门时期排除在外，如此只剩下极为短促的赴京路程，实在不够完整。纵观他一生的写作，少年时期非常重要：呈现出一股锐气，时有进取的果决，有昂扬有愤怒，有真切的刚性。“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燕支行》）像这样的豪气，一生中极为罕见。这与一般的少年刚毅豪勇并无大异，但在王维这里却要格外注意，因为他最终成了诗史上散淡超然的代表。所以少年清音、儒家气概，在他这里的所有表达，都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记录。我们要由此观察其变化，那条曲折蜿蜒的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王维少年之作辞章好、不贫瘠，这是因为有家学渊源深厚、出身名门望族的母亲陪伴，自小阅读奋力，夯实了传统之功。由这里出发，愈走愈远。二十三岁之前的文字可视为“少作”，而它们又构成了一生之重：入世精神强烈，又非常刚健清新。虽然这是踏上仕途之前，儒家知识人通常的选择、一种稍稍概念化的人生取向，但也仍然会让我们细细体味。

王维孩童时期母亲便皈依佛门，对其一生的影响可谓深远，却无碍于王维最初的强烈进取之心。他十五岁离家进入京都，即便有仆人跟随，毕竟年纪太小。“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燕支行》）诗中表达的决勇令人惊叹，这与后来的疏离、超脱和散淡，呈现出两极状态。一个人行为的果敢，必然伴有心绪的激切，这些情感的波涌会在诗章中一一留痕。

这个时期的王维只有少量超尘脱俗之作，像七言古诗《桃源行》写于十九岁，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唐宋以来咏桃源诗的佳作还有韩愈的《桃源图》、王安石的《桃源行》，而这其中以王维之作最为有名，“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清代大才子王渔洋更是对其推崇备至，甚至说“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

少年王维进入京城，干谒颇为顺利，这与李白和杜甫当年进京求仕的情况形成对比。王维王缙两兄弟游走京都，出入岐王宁王豪门，最后还见到了玉真公主，并得到垂青，可见一对英俊少年进取心之强、勇气之大，也足够幸运。儒家传统是读书入仕，兼济天下。王维为官宦望族，父母太原王氏与博陵崔氏都属于渊源深厚的高门大族。唐代世家大族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威望，以“五姓七望”地位最尊，尤其王维母系博陵崔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从这种世家走出的少年，为官当是首选。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少年可畏，但随着成长，锐气及才华远不如预期；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少时拙讷驽钝，老壮才华飞扬。王维基本上属于前者。视其“少作”，我们会对他产生更高更远的期待，即这种悍锐之气发扬光大，气势铺展开来，居高临下，会成为李白式的豪迈与飞扬，或杜甫式的沉郁和宏阔。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王维后来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我们发现其吟哦之声越来越清幽、柔婉，并无期待中的洪钟大吕之声。尽管它属于另一种珍稀之音，别具风采，令人赞叹，但仍旧不同于预期。

离开少作“清音”，走上另一条路径，其人生修为和诗章风韵，都与少年气象迥然不同。

母亲

王维的母亲不是一般女性，从信仰到其他，对王维都有特别的意义。或许有人会说，天下所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同样重要；但母亲与母亲之间的差异毕竟太大。王维九岁失怙，母亲才三十左右；他是长子，兄妹六人，有四个弟弟，最小的妹妹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年轻守寡且子女众多，她的担子实在太重，需要寻找寄托，寻找出路。因此全家不得不从祁县移居蒲州。母亲苦苦打理生活，全力教子，希望能够接续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开始深入佛事，拜高僧大照为师。这位禅师乃禅宗北派宗师神秀的弟子，也是蒲州人氏。

母亲之于王维和王缙，令人想起“孟母教子”，是一种意义非凡的母教。不同的是孟子后来成为旷世大儒，而王维是先儒后佛，最终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可见他的诗艺与佛事关系深远，母亲的影响至为明显，她对王维仕途与诗性的决定力，需要充分估计。人在成熟期或者考验期，深植童年心中的影响力就得以呈现，它往往具有根本的拗气：王维的精神、生活和艺术，开始慢慢趋向佛禅。

十五岁离家，侍奉母亲时间短暂，牵挂母亲的忧伤与孤独奔波的艰辛，深烙少年王维的心田。科考入仕四处漂泊，小小年纪便饱尝羁旅思亲之苦。王维前半生似乎一直处于这种跌宕不安的状态，很少能够回到母亲身边，这让他不安和思念。所以后来他辛苦经营辋川，全力为母亲打造了一幢念经坐禅的精舍。从此他就可以安心地与母亲相伴，一同事佛。这是多大的安乐和幸福，这段时间也成为王维诗歌创作发力最大、收获最丰的时期。母亲在，一种精神力量便在，共同的事业便在，辋川所蕴含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与意义，这时得以充分凸显。

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可见王维苦心经营“辋川别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顿母亲。从此母子可以同居一处阔大园林之中，并且让母亲单独拥有一处礼佛之所。我们很难想象王维离开了母亲，其人其诗将会是一种什么风貌。所以母亲去世时，王维骨瘦如柴。《新唐书·王维传》记载：“母丧，毁几不生。”可见这是一次多么致命的打击，其精神艺术之砥，从此失去。

从“母丧”开始，王维的佛教空虚观越发加重，元气殆尽，只剩余绪飘荡：“雀噪荒村，鸡鸣空馆。还复幽独，重欷累叹。”（《酬诸公见过》）人生的“无母时代”由此开始，空寂幻灭感倍增。（节选自张炜的散文《人间无烟火》，原载于2021年第4期《芙蓉》）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