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与交错（中篇小说）

文/刘汀

1

我被封存在了大钟镇。

原因很简单，在外漂泊多年之后，我终于耗尽了冲动，准备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去生活，却刚好赶上了2003年的非典。大钟镇的人分不清外面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所有从镇外回来的人，都携带着看不见的危险性。因此，我刚刚从客车上下来，就被人喷了一身消毒水。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背着给果树和农田喷农药的喷壶，左手不断压动手柄，把气体压缩，将喷壶里的消毒水以半气体半液体的状态喷出来。我的眼前弥漫着白色的水雾，鼻腔受刺激，剧烈的喷嚏让整个胸腔都收缩起来，连带着胃部也有轻微的痉挛。

我带着一身消毒水味走出车站。街上人不多，炎热的天气里蕴蓄着某种难言的烦躁。大钟镇的几个招待所都关了门，一些小旅店也不愿意营业了，我好说歹说，多掏了钱，才在一所家庭旅馆找到个小房间。没有被褥，只有一张硬板床，一条起满毛球的脏毯子。躺在硬邦邦的床上，我还在断断续续地打喷嚏，感觉自己像被设置了定时喷嚏的机器人。无论如何，我终于回来了，虽然将来的日子跟消毒水雾一样模糊，但身体下的硬木板是真实的，空气里被炎热闷熟的人肉味是真实的。靠着这点儿真实感，我在疲乏中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就被赶了出来，老板不再相信我身体的清白，他思前想后，觉得我一定带回了他看不见的病毒。相比于多赚几十块住宿费，他还是更愿意保住命。更不妙的是，因为旅途的劳顿，加上睡得不好，我开始显出了感冒的初期症状。我自己也担心那会是非典，就到药店去买药。卖药的人也很紧张，戴着口罩和塑胶手套递药拿钱。

我拿了药，才走了半条街，就被一辆车追上，下来几个白大褂，把我团团围住。他们给我测了体温。幸好我的体温还算正常，没有被强行带走。但一个白大褂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在外面赚钱，平时不回老家，外面有瘟疫了，一个个火烧屁股地往回跑，这不是祸害自家人吗？

我试图告诉他我是从深圳回来的，不是广州也不是北京，我安全得很。但只要我一张嘴，他就举起喷雾器的喷头，要给我可能飞溅出来的唾液消毒。我只好闭嘴。通往乡下的班车已经停运了，车站门口一张大大的告示表明，什么时候恢复通车根本没法确定。我想，要不要自己走回去？一百多里路程，两天怎么也走到了。可又想起白大褂说的话，万一呢？万一我真的携带了非典病毒，那岂不是要把老爹老妈给传染上，然后就可能把整个村的人传染上？

我决定还是留在大钟镇，直到危险解除的那一天。或许还有其他促使我留下来的原因，但在当时，我无暇细想。

首要问题就是找住的地方，已经没有旅馆再接待客人，特别是从外地回来的生面孔。我敲了一上午的门，很多小旅店的店主只是透过玻璃看了我一眼，就拉上帘子。我提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像个流浪汉。遇见小商店，我买了两根冰棍，边吃边走。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一开始的那种烦躁竟然渐渐消失了，反而生出一种异样的轻松。大钟镇的街道，每一条我都曾经走过，现在，它们中的一些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另一些则被许多次挖开，铺上各种管道，然后是砂石沥青，还有一些已经失去了道路身份，变成广场或者门面房。

我沿着脚下的路漫无目的地瞎逛，不知不觉走到了高中校园的门口。学校一周前停了课，大门紧锁，收发室里传出一阵苍老的呼噜声。我把行李靠在一个墙角，从围栏上爬进院里，四处看不到一个人。走上教学楼，看了看自己待过的几间教室，想回忆点儿有关课堂的事情，但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一闪而过，无法连缀成片。我想自己大概是年纪大了，或者是被辛苦的工作和艰难的生活弄得麻木了，原来那颗稍微敏感的心，已经被一层层迟钝的肉包裹了起来。

在操场上坐了一会儿，空旷让整个世界像是虚拟的，连自己也不太真实。主要是太安静了，没有敲钟声，没有学生的吵闹，连鸟儿或虫子的声音都没有。我又顺着栅栏爬出去，肚子感到了饥饿。我知道，现在不可能有饭馆开门。有那么一刻，我有点担心自己会这样死在镇子上，没吃没喝，没地方住。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我终于看见了一辆车。是一辆有些破旧的桑塔纳，从中学西边开过来，我拎着行李冲到路中央，张着手臂。桑塔纳直直冲过来，我也不躲闪，直到它声嘶力竭地在我身前一米处刹住车。

司机探出头：你找死啊？

我想这次冒险对了，因为司机是老何，我当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何凤栖。

何老师，我说，我是子麟，你当年的学生。

老何撇了撇嘴：我教了几十年书，学生多了去，闪开，我还有事。

他撇嘴的动作，让我确认了他是老何，于是走了两步，直接把行李蹾在车前盖上：何老师，你就算有一万个学生，也不应该不认识我子麟。

老何愣了一下：子麟？啊？子麟！当年的事不怪我啊，我也没想到……

我说：何老师，我不是来找您报仇的，我是来找您帮忙的。

老何摸了摸头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药，他脑袋上的头发似乎比以前还多了，尽管仍然是暗涩发黄，说：那上车吧，子麟，子麟，这么多年，我老何就对不起你一个人。

老何确实对不起我，他改变了我的一生，或者说，因为他，我的一生都改变了方向。

在路上，我告诉老何，我本来想回老家，现在回不去了，也没有地方住，想让他收留我一段时间。

老何说行。

我问他：不怕我有非典给你传染上？

老何撇撇嘴：嘁，我老何是吓大的？我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你看着也不像有非典，有的话他们也不会把你放在大街上乱跑。

我竖起大拇指，说：行，何老师，别看你现在年纪大了，骨头可比原来硬气了。

老何不再是原来的老何了，他现在是市里某私立学校的副校长，年薪十几万，属于高收入群体。老何说，他在市里买了房子，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钟镇上，他离不开乌兰茶馆的奶茶和手把肉。

“我的根在这儿呀，”老何感慨道，“我老何就是从这里出去的，我二十年的时间都扔在镇子上了，去别处，我总是心里发虚，就在大钟镇，才踏实。”

这天晚上，老何的老婆炒了一个鸡蛋，一棵白菜，还从一个相熟的小店里买了一个猪头。没有手把肉和奶茶，乌兰茶馆也关了门，老板跟老板娘跑回草原上去了。

我跟老何喝起了酒。

老何撕下一个猪耳朵给我，说：子麟，人生啊，充满了偶然，当年的事情，全是偶然呀，你说那么多考生，怎么就你那么寸呢？话又说回来，谁的人生不是呢？就拿我来说，还不是一样，我的事，你知道吧？你肯定听说了，几十年前我在市里读大学，脑袋不清楚，跑到北京去搞运动，结果运动没搞成，让人给逮住了，档案上留了一笔。就是这笔，毁了我一辈子。

我真饿了，撕咬着猪耳朵，端起酒杯：何老师，你说得对，人活着看起来像是自己活着，其实不是，好多事情都是别人左右的，现在想想，也说不定这就是命中注定了。为了我们的重逢，干杯。

酒落进胃部，我感到身体热了起来，脱掉了上衣。老何啊了一声，吃惊地看着我身上的四处疤痕，因为喝了酒，它们有一种隐隐的痒痛，颜色暗红，似乎在提醒我什么。我指着伤疤说：何老师，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这些年的经历，四道疤，都不是致命伤，皮肉之苦。

怎么回事？老何问。

我挠了挠胸前的那条长疤痕，说：这条是被人砍的，说起来也是冤枉，我在湖南邵阳干活儿的时候，碰到两伙流氓打架，我身上穿了件红色半袖，妈的，打架的其中一伙穿的也是红衣服，对方以为我是他们的人，就给了我一刀。我缝了十一针，冤死了。其他几条，都是干活儿受的伤。肩膀这条，是在工地上走，楼上外墙贴着的玻璃掉下来一块，直接插肩膀上了，两寸多深，这条胳膊差点废了。

老何摸了摸脑袋，端起酒杯：我敬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记着你何老师这句话，错不了。易经八卦我都研究过，看你的面相，你是有大富大贵之人。

我们胡侃着，喝掉了两斤酒，啃完了一个猪头。

那猪头被我们啃得干净极了，一点肉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白生生的一副骷髅头骨。我还没有见过这种猪头，它的牙显露出来，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眼睛是两个洞。我不太敢盯着这两个洞看，昨晚好像两个猪眼珠都让我吃了。

何老师喝多了，到处找斧头，他要把猪头敲开，吃里面的猪脑子。

我站起来，觉得有些晃，这是我这辈子喝得最多的一次。

老何拎着斧子过来，大喝一声闪开。我躲开些，但仍然左右摇晃着。

老何使尽力气劈了下去，却劈在旁边的水泥地上，水泥渣子溅起来，打中了老何的脸，顿时流出血。老何抹了一把，又喊道：哪里走，待洒家一斧子劈开。又劈了下去，这次正中猪头，斧子陷了进去，但猪头并未裂开。老何又连劈了几斧子，只是把猪头砸开了一个大窟窿，能看见里面的脑子。老何端起猪头，用手掏着吃，吃了几口，递给我，我学着他，可我近距离看见猪头里的猪脑子时，胃里一阵痉挛，刚才喝的吃的东西全都涌出食管和喉咙，吐到了猪头里。

然后，我就瘫倒在地上了。

2

那年我在老何的班上复读，成绩一般，但还是有希望上一个三本院校的。四月的某个中午，一部分学生在午休，另一部分在安静地学习，老何把我从教室叫了出去。

子麟，老何说，我知道你家庭困难，念书不容易，复读费又高，马上又要交报名费了。

我不知道老何想说什么，只是嗯嗯地答应着。

老何说：我是当老师的，不能不关心你，我给你找了个解决报名费的路子。

老何的路子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路子，就是去替考，主要是替成人高考。那些年，在大钟镇附近，这路子很流行，每到一年的四五月份，高三或复读班的教室里就会少不少人。据说邻近一个县的某高中，还有整个班级都去替考的。我们学校管得很严，这类学生很少，主要是学校宣传做得好，校长经常在大会上讲：我告诉你们，不要不知道轻重深浅，替人家去考试，挣千八百块钱，不值得，你要是被捉住了，三年不让你高考，同学们，三年不高考，你就完了。你还别不信，我了解的一个学校，就有这样的学生，成绩那叫一个好，绝对是上清华北大的苗子，就因为跑去替考，被捉住了，取消了高考资格，那孩子吃了老鼠药，没死成，用肥皂水洗胃，救了回来，可人也傻了。

校长的宣传很管用，但我当时真的缺钱，我连饭都吃不饱。那时候，我的身体似乎到了发育的晚期，疯狂地攫取各种能量，食堂里的饭菜没有什么油水，我也不好跟家里多要伙食费，开学时的复读费还是父亲借高利贷借来的。我就想，如果我去替考，挣一千块钱，能解决大问题。而且，这是老何找的我，他毕竟是老师呀，总不至于害我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何老师，替考被捉住，可是要取消高考资格的。

老何撇撇嘴，笑了：你知道不？那都是校长用来吓唬你们的。再说了，我给你找的路子，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都是硬替，咱们是软替。知道什么是硬替，什么是软替吗？硬替就是你拿着别人的准考证，硬生生地去考；软替就厉害了，人家会拿你的照片去办一张准考证，真的，有钢印的，你再去考，危险系数为零。

我听了更加心动，就说：那考试费……

老何四下看了看，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了五百块钱：先付一半，剩下的考完试给你。我看着五百块钱，身体有些哆嗦，我接了过来，数了好几遍。

我去。

考试在市里，考前一天，老何把我交给了找他的人。那个人姓李，是镇上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考试的是他儿子，可他儿子什么也不会，我就是替他儿子小李考试的。老李带着我坐班车到了市里，住到了宾馆。那是我第一次住宾馆，我在浴缸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生怕自己身上的泥把宾馆的白床单弄脏了。第二天就要去考试了，我还没看到印着我照片的准考证。老李在旁边的床上打起了呼噜。

我忍不住，喊醒了老李，问他准考证的事。

老李很不耐烦：怎么回事，老何没和你说好吗？是硬替不是软替。

我说不对，何老师说的是软替，我要是见不到印着我照片的准考证，我就不进考场。

老李坐起来：操，你玩我啊？小心我把你弄进去蹲几天，这时候我上哪儿给你整准考证去？你就去考吧，没事，出了事我兜着，考完了我多给你两百块钱。

我摇头，坚决不去。

老李看我态度坚决，穿起衣服，骂道：妈的，净鸡巴事，一分钱也不给我省。

老李拿出他的大哥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拎着公文包出去了。三个小时后，老李回来，扔给我一张准考证，我拿着它跟他儿子那张左对右对，好像真是一样的。

老李说：这回行了吧？操，为了这个，我又花出去五千块钱。

第二天，我心情忐忑地走进考场，找到座位坐下。

监考老师进来，宣布考试规则，发卷，答题，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有一个考生突然掏出一把钱来，拍在桌子上：老师，你就让我抄点儿吧，这些钱全给你们，我都三十多了，再转不了正，我媳妇就跟我离婚了。监考老师吓了一跳，赶紧叫了流动监考员，把那个考生架了出去。这之后，监考老师开始认真核对每个人的信息。一个女老师走到我面前，拿着我的准考证，看了又看，然后问：你有二十八了？我一愣，假装镇定地说：我长得显小，二十八。这个老师拿着准考证，和另一个监考老师商量了一下，又走过来，说：好，我相信你二十八了，那我问你，你哪年出生的？我愣了一下，但很快算出了二十八岁应该是哪年出生，告诉了她，心想幸好我算术能力还可以，要不然就栽了。她冷笑了一下，说：脑子够快的，我再问你，那你是属什么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算了半天，也没算清楚自己应该属什么。

我抓起自己的证件和笔，飞快地跑了出去，直接跑到了学校外。

老李正在外面喝汽水，看我跑了出来，上前问：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出来了？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我说完了，完了，老师发现了。

老李说不可能，我那可是压了钢印的准考证，真的。

我告诉老李刚才的情况，老李愣了，说：我操，这些人真他妈狡猾，问了哪年出生还问属什么。

我说：李老师，这不怪我，真不怪我。

老李拎着汽水瓶子，一会儿要摔，一会儿又不摔，来回走了几分钟，说：你跟我说说，这监考老师是不是每门考试前抓阄的？

我说好像是，这科监考的老师，下一科就不一定在这教室了。

老李一拍脑袋：这不就得了。我再问你，刚才的卷子，你做了多少了？

我说：有一半了。

老李：你觉得能得多少分？

我说：四十分吧，题不太难，成人高考比真正的高考简单多了。

老李哈哈笑了：操，真是天不亡我呀，得四十分就够了，老何跟我说了，说你数学不错，下午考数学，你争取拿个一百四十多分，政治再多得点分，只要总分上去就行了。

中午老李带我去肯德基吃了一顿炸鸡块，我吃得很饱。

吃完饭，老李又掏出一百块钱递给我：好好考，只要分数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我想拒绝，可是手却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我脑海里一直晃动着炸鸡腿的样子，我想天天吃炸鸡腿。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劝自己：别怕，没事，下午的监考老师换人了，不一定知道上午的事情。

我走进考场，再次坐在座位上时，周围的同学并没有看我。我还发现，考场上少了四五个人。监考老师走进来，我不敢抬头，一直摆弄自己的笔，我听见有一个老师走了过来，站在我身边，我还是不敢抬头。这样沉默了一分钟，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可真行，又杀回来了。

我抬头，看见的竟然就是上午那个老师，顿时晕了。

我忍不住说：下午怎么还是你，你你……

那女老师耸耸肩，说：你倒霉，我中午抓阄，又抓到这个教室，得了，上午让你跑了，这回你跑不了了。

我有点累了，也不想跑了，我像是被放进另一个圆形的笼子，怎么跑都跑不出去。我甚至也没有了上午的那种惊恐，达到了某种无奈的麻木。很快来了几个老师，把我带走，我觉得腿很软，两个老师就搀着我，或者说是拖着我走出了教室。有那么几秒钟，我回想起电视上看到的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是这模样。我觉得有点丢脸，努力想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可腿却并不听使唤。

我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问话，登记身份证号、学校信息，还摁了手印。

从市里回大钟镇的路上，老李一直铁青着脸。老李过一会儿就骂一句，过一会儿他又骂一句。老李骂了一路老何。我心里也一直在骂。我已经看出来了，剩下的五百块钱，老李是不想给我了。

我回到大钟镇后，上了一周课，每天胆战心惊，幻想着自己能躲过一劫。但是很快，学校就贴出了通知，我被开除了。和我同样去替考的其他人，则买了新衣服和运动鞋，准备高考。

我去找老何。

老何说：子麟，这是命啊，哪有这么寸的事？别着急，我去找人帮你活动活动。

然后老何就消失了，我再也没在办公室找到他。

十天后，我背着行李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我老爹听我说替考被发现，还被取消了报考资格，吐出一口血来，拿着棍子把我赶出了家。我在外面待到后半夜，才被我妈放进门。我妈给了我几个鸡蛋几个馒头，还有身份证和两百块钱，让我走。在家的话，我爹肯定得打死我。

我心里又郁闷又痛苦，连夜跑了几十里地，第二天坐上了一辆拉矿石的车，开始了自己辗转各地的打工之路。

3

我醒来时头痛欲裂，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旁边的老何趿拉着鞋，正在给谁打电话。

老何大声对着话筒说：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抓回来，我们是全封闭学校，怎么能让学生跑出去呢？我要扣你奖金，抓回来，关他们三天禁闭。我告诉你，别人停课，我们绝对不能停课，死怕什么，战士要死就死在战场，学生要死就死在课堂，这叫死得其所。

老何气冲冲地挂了电话，看见我起来了，说：醒了？厨房有粥，自己吃点吧，我得回市里，妈的，非典闹得学校乱哄哄。你放心在这里住着，我和你嫂子都得走，给你留把钥匙，住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老何收拾完东西，开着破桑塔纳，带着女人走了。

我四处转了转，除了锅碗瓢盆，几床行李，破电视机，三间屋子里什么都没有，怪不得他放心给我住。

也好，我正愁没地方去，在这里总比睡大街上强。

我冲了把脸，到厨房看看，果然有半锅米粥在电饭锅里，可这粥既不是大米粥，也不是小米粥，似乎是昨天晚上的大米饭又加了些小米煮的，白白黄黄，大大小小，看起来有点像猪食。一想到猪食，我就浮想起昨天的猪头和猪脑，胃里又是一阵不舒服。

我赶紧逃离厨房。

我锁上门，又到大街上去闲逛，发现胡同口的小卖部开了门。我过去，买了一瓶橘子汁和一袋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了起来。大街上仍然没什么人，只有十几分钟一趟呼啸而过的车辆。这世界怎么了？我想，会不会我打工的城市也是这样呢？好像不应该。可是现在的大钟镇的确就是这样，像是一个垂死的病人，维系着游丝般的呼吸。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任何事情的回忆都带上了奇异的色彩。我不能不想起自己的高中岁月，一开始，回忆还有点磕磕绊绊，可随着过去熟悉的事物一样样浮现，很多人就变得清晰了。我想起那个似真似幻的她，想起混黑道的表弟，想起镇子西边砖厂里那高高的大烟囱，整天冒着黑浓浓的烟，据说沿着这股烟真的能到天上去。有一个同学曾经断言过，登月的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看见的人类建筑，除了万里长城就是这个大烟囱，因为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它太高了。现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高的烟囱，宇航员也只能在天空看见。有一段时间，砖厂倒闭，大烟囱不再冒烟，那儿就成了许多人选择结束生命的地方，我印象里大概至少有四个人都从那上面掉了下来。

我抬头往西边看了看，天哪，在一切都静止的现在，大烟囱竟然还在冒着烟。看着它，我有点惊喜，似乎终于从密不透风的闷罐子外透进来一丝风。我打算吃完东西就到那儿去看看，我还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它呢。

大烟囱这里竟然没有人。我到了才发现，冒烟的根本不是大烟囱，而是它旁边的一家工厂。门口的牌子写的是大钟镇鑫淼化工厂，不知道具体是生产什么的，院子里也有一座烟囱，要小一些，刚好挡在大烟囱的后面。

大烟囱其实已经破败了，很多地方砖头散落，但整体骨架还立着。

我手脚并用，沿着断壁残垣爬上了一处豁口。这里看来经常有孩子玩耍，散落着很多饮料瓶子、塑料袋，还有一些食物残渣。我坐在正对着夕阳的豁口处，看着天边的火烧云，许多在这里发生的事终于像拼图一样，由碎片成了整体。

一瞬间，回忆像井喷一样，全部涌入脑海，交错着，纠缠着。

4

我想起，第一次踏入大钟镇的时候。

从老车站出来是一条土路，路上有好几家烧鸡铺，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禽流感之类的东西。那年春天的一个雨天，我吃完午饭，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从家里赶往几里地之外的学校去上课。泥土路湿滑泥泞，我的个子还不足以让我骑在车座上，只能把一条腿叉在车架大梁下，以一种倾斜但保持了基本平衡的姿态快速地骑行。这种骑车方式当年普遍被儿童使用，叫作骑叉裆。骑到村子西口的时候，我突然间摔倒了。摔倒并没有什么，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会摔倒，手掌里甚至揉进沙子，腿上磕破。但这一次犹如滑行般的摔倒后，我发现自己的左臂动不了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脱臼了。

村里人看见，找到母亲，把我送到村东的老中医那里。老中医给我接上了脱臼的胳膊，把一个看热闹的妇女吓得晕了过去。不幸的是，除了脱臼，左臂骨折了，我不得不被送到乡卫生院住了半个月院。

大概两个多月后，手臂似乎基本好了，但母亲忽然发现，因为养伤期间手臂摆放的姿势不对，骨头虽然接上了，可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老中医说，不妙不妙，要想胳膊和原来一样笔直，那只有把它在原来断了的地方敲断，重新接上。父亲自然不愿意，于是狠了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都拿出来，带着我到了大钟镇的医院去想办法。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钟镇，我已经忘记了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满街诱人的烧鸡香味，再就是在车站遇到的那两个神秘人。他们的衣着打扮并不像是本地人，二十几岁，很年轻，显出一种与我所见过的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气质。他们看着我和父亲时，多了许多戒备。

那天晚上，他们也出现在我们住的招待所里，那时镇子上只有两间招待所。去水房打水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女的说：怎么办呢？也没有电话，联系不到阿佳，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么住在招待所里，早晚要让人告密，捉回去的。那年轻的男子，使劲地用手搓着一个红色塑料盆上的泥垢，耳朵跟着他双手的动作一颤一颤的。

我们是来投奔阿佳的，不要担心，没事的，这里天高皇帝远，你看看，没有人会管我们。男子说。

他终于放弃了，塑料盆上的泥垢年深日久，变成另一种坚硬的钙质，已经不可能搓掉了。

女人把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说：你小声点，别瞎说，让人听见。

哪有什么人？男子说，只有一个孩子。他看看我，又说：你不会连他也怀疑吧？

女人不做声了。

男人走过来，说：小朋友，你们这里有人看电视吗？我有些害怕，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见别人叫我小朋友，好奇怪的感觉，从前我听到的称呼除了大号、小名，就是小子、小皮蛋、小捣蛋。小朋友这三个字，我只在书本上偶尔见到过。

什么是电视啊？我好奇地说。

男人站起来，对女人说：你看看，这里的孩子连电视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晓得我们的事？

女人似乎放了心，可又想起了什么，啜泣起来：可是怎么办呢？也不晓得阿佳到底住在哪里，只听他说过是大钟镇、大钟镇，我们去哪里找他呢？

男人皱皱眉：哼，你不晓得他家在哪儿吗？你们不是很要好吗？自从去年冬天他回来，你不还每周同他通一封信的吗？

女人啜泣得更强烈了些，争辩道：松哥，来投奔阿佳，是我们两个商量的主意，你怎么说这种话呢？我和阿佳，清清白白，你要是不信，我们现在就回去好了。

男人叹口气道：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先找到阿佳再说吧，总不好满大街随便去问人家。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他们两个都吃了一惊，女人不再哭了，抓住我说：你知道阿佳住在哪里？袁晓佳，你认识他？

我摇摇头。

那个被叫作松哥的男人说：那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怎么找到他。

松哥说：小朋友，我们没时间陪你玩。

我看他们不信，有些着急，喊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女人蹲下来，从她的脖子上摘下一个东西，递给我：你告诉阿姨怎么找到阿佳，我就把这个给你。

我哼了一声，说：我是在学雷锋，不会收你的东西的。

女人抬起头，笑了，对着松哥说：你瞧，他说他在学雷锋。

她又转向我：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阿佳？

我说：你们好笨啊，刚才他不是说，你和阿佳通过信吗？那信封上肯定有地址呀。

我看见，松哥和这个女人都愣住了，几秒钟后才长舒一口气。松哥捶了自己脑袋一下：还大学生呢，连个小学生都不如，竟然把这茬给忘了。

女人也高兴起来，把那个东西塞到我手里，说：阿姨知道你是学雷锋，但阿姨还是谢谢你，这个不是回报，算是……礼物吧，给你留个纪念。

我还是拒绝，说：我也不要礼物，你们只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松哥笑了，说：这小朋友还挺会谈判呀。

女人说：什么事？

我说：你们能不能写一封表扬信，寄到我学校里去呢？如果有了表扬信，我就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组织，我们有红领巾，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它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它……我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共青团和红领巾的一切都背了一遍。

我说完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刚刚还号称是学雷锋，转头就让人家写表扬信，的确不很光明。我微微抬头，突然看见男人和女人的脸都失去了血色。女人喃喃道：小孩子，你哪里知道什么是鲜血，人流血很可怕，会死的。

这时候，楼道里有了声音。男人突然恶狠狠地说：小东西，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见过我们，表扬信嘛，我们会写的。

我点了点头，我真的更习惯他们叫我小东西，而不是小朋友。

女人把手里的东西又塞给我，说：拿着。

我接下了。

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又出现了眼泪，说话也有些哽咽。她说：我们逃得这么远，到底对还是错啊？

我听不懂她的话。我以为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虽然对写表扬信的事情将信将疑，但试试总是好的。班级里，已经有三个共青团员了，这个学期我要是再选不上，可就太丢人了。本来我就因为胳膊断了，耽误了好多课。

那时候，我九岁，小学三年级。

5

十三年后，我二十二岁，已经在深圳的一所大学里做大楼的保管员了。我的脖子上，仍然戴着那个女人给我的饰物。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枚晶莹剔透的琥珀，晶黄色的琥珀里，有一只仍在飞翔的虫。我不知道是什么虫。这件东西，我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连父母也没有，我通常把它藏在羊圈的石头缝里，只是偶尔偷偷地看一看，直到上高中之后，住校了，我才把它戴出来。

这是我到深圳后的第三份工作，才干了半年，主要就是开灯关灯，开门锁门，打扫教室。这一年的七月，暑假刚刚开始不久，学校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学术会议，我所负责的这栋楼是会议的主场所之一。这些日子每天都很忙。

会议就快结束的那天，有一位著名学者的公开演讲。通常这种场合我都会躲开——一个保管员，和他们谈论的东西毫无关系，也听不懂。但这一天，因为有一盏灯总是不停地闪，我换了灯管后，不放心，就留下来看还会不会出问题。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主席台上正在演讲的人有些眼熟，他变胖了，也有了点白头发，可那双眼睛，我是忘不掉的。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就是我九岁时在大钟镇招待所遇到的松哥。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没有人知道，这些年我一直期待着能再次见到他们。

后来，我因为替考被开除，跑出来打工之后，曾经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打探过那一年的春天，北京有什么故事。根据我找到的消息判断，松哥和那个女人，可能跟当年高校的一起群体斗殴有关。据搜狐校友录的一个帖子爆料说，那次，两所高校的本科生在圆明园火拼，混乱中有一个学生死亡，十几人受伤。松哥他们到偏远荒凉的大钟镇去，应该是为了躲避抓捕。当我知道这些之后，那个女人的许多行为和话语，也就有了一些合理的解释。每当我想起九岁的自己曾经和这群人真实地接触过，便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摸着脖子上挂着的琥珀，想起了那个夜晚。

半夜的时候，我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根据声音来源判断，是有人在敲松哥他们的房门。我想出去看看，父亲堵住了我的嘴，小声在我耳边说：别出声，警察来抓人了，旅馆里肯定进来坏人了。我想说松哥他们看着不像坏人，但说不出来。

门吱的一声开了，我隐约听见松哥说：阿佳，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那个阿佳的声音却很大：哈哈，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在大钟镇，有多少只蚊子我都晓得，别说你们两个了，走走走，跟我回家。

松哥说：小声点。阿佳哈哈笑，说怕啥，在这儿，你就放开胆子好了，我晓得你们的事情了。阿夏，收拾东西，走，回去喝酒。松，我就知道，你早晚要出事情的。

然后是一阵毫无头绪的声音，我听见他们关上了门，然后脚步渐远。父亲的手放开了我的嘴巴。我心里忽然觉得难过极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遇到的最特别的两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说起来，这是十三年前的夜晚，可我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包括每一个细节。

我想不到，命运竟如此巧合，让我又遇到了松哥。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敲开了宾馆里松哥的门。

我走进去，看见松哥正和一个女人喝茶，这个女人很年轻，她不是阿夏，我有些吃惊。看松哥和她讲话的样子，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松哥说：什么事？现在不要收拾房间。

我说：松哥。

他皱皱眉头，说：什么松哥？我叫高应松，高教授，我认识你吗？

女人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她刚才正在擦脸的一张纸巾扔在我脸上：你干什么的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有点眼力见儿没有？你们领导呢？我要投诉你。

我不争气地闻到了那张纸巾上有一点香味，有一点女人的汗味，还有一点其他什么味道。我想解释一下，却有点不知该从何说起。情急之下，我掏出了那枚琥珀，递到松哥面前：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吗？十三年前，在内蒙古北部的大钟镇？

松哥看着那枚琥珀，和琥珀里被凝固的飞虫，脸忽然苍白，身体摇晃了一下：你，你你你，你是她派来的？

我连忙摆手：她是谁？不是，我是服务员，不对，我是当年那个孩子呀，要不是我……

松哥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我，抱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是你呀，是你呀，我想起来了，走走走，我们去好好聊聊。

松哥硬拉着把我带出了房间，到了步行梯的一个拐角处，松哥捂着胸口坐下。他掏出一支烟，自己急匆匆点燃，然后问我要不要，我拿了一支，但没有点着。松哥指了指自己身旁，意思是让我挨着他坐下。我坐下，松哥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然后把烟掐灭，从上衣口袋掏出钱包来，把钱包里的钱都拿出来，数了数，应该有五千块钱。他可真有钱。

松哥把钱递给我。

我愣了：松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冷笑了一下：什么意思？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吗？我知道，这点儿钱不算什么，以后我还会再给的，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守口如瓶。

我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松哥，你是在侮辱我，我可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是想问你点儿事。

松哥的手收回去，把钱放在地上，说：问我点儿事？问我什么事？

我说：阿夏呢？你女朋友阿夏呢？就那次和你一起到大钟镇的。

一听见大钟镇三个字，松哥的身体又是一抖：你你你，别说大钟镇，我有心脏病，你不想看见我死在这儿吧？

哦，我说，我就想问阿夏去哪儿了，我想把这个还给她。我又拿出了那枚琥珀。十几年过去了，它不再晶莹剔透，而是显出了某种安稳的浑浊，我不知道是这些年我干脏活儿累活儿身上的汗水染的，还是它自己发生了变化。总之，那枚琥珀现在看起来像一枚蜡球，只是琥珀里的那只虫子仍是当年那样拼命振翅的姿态，也仍一动不动地挣扎着。

她死了，松哥说，死了好多年了。

啊？我惊呆了，怎么会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事，她就是死了，生病了，死了。

你在骗我。

松哥突然站起来，又坐下，几乎是半跪着：你饶了我吧，你别跟着我了，你要多少钱，一口价，别再问她的事了，咱们两清好不好？

我被他吓了一跳，往后退。

他猛然站起来，威胁我说：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找人弄死你，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像当年了，你看到了吗？你想毁了我，不可能，不可能，你看到刚才那个女的了吗？你绝对不能告诉她这件事，你想毁了我，是不可能的。阿夏，没人会相信你说的话的。我高应松的过去清清白白，我问心无愧，谁也别想阻止我。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冲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

松哥捂着脸愣在那儿。

我说：松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我就是想找阿夏，其实我也不是想找阿夏，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晚上你们走了之后都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我想了十几年了，我想过无数种可能性，但我知道，真实的情况只能有一种。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马上就走，再也不找你。

松哥说：你就为这个？你不是阿夏派来的？也不是黄子初派来的？那一年的事情，我跟你说过，别和我提那一年的事，我会犯心脏病的。你去找阿夏吧，她没有死，她就在这座城市里，你去找她吧，让她告诉你吧。

松哥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下午的时候，松哥又西装革履地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发表了热情的演讲。我躲在台下的人群中，听人们议论，说高应松是下一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热门人选，他这个人能力强，关键是政治上清白，还有句话叫学而优则仕。我忽然间明白松哥为何怕我提大钟镇的事情了，因为那件事情是他的秘密，是他的软肋，是他职业生涯的威胁。可是松哥，我仍记得他当年的样子，清瘦，头发有些长，两只眼睛发着黑色的光，那光芒是我在大钟镇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见过的，他仿佛是从电视里走来的人物。

但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他只是他自己。

我悄悄跟人家打听，跟在松哥身边的女人是谁，他们告诉我说，她是一个官员的女儿。

我什么都明白了，松哥，你背叛了阿夏和当年的自己，不论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曲折和无奈，你背叛了十三年前大钟镇我见你们的那个夜晚所生出的虚幻想象，背叛了我之为我的青春记忆。

我找到了阿夏，松哥给我的电话是精神病院的电话，阿夏就住在里面。

我到那儿的时候，医生说，我是阿夏住进来以后第二个看望她的人。他说第一个人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我猜是松哥。他说那个人总是戴着口罩来，扔下些东西和钱，不停地问阿夏有没有写什么，然后就匆匆走掉了。

阿夏这些年几乎没有犯病，但医生给她做的每一次检测却都表明她精神有问题。我走进她的房间，整洁干净，东西很少。

阿夏姐，我轻轻喊她。

她看看我，没有表情。我心里好难过，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

医生摇摇头，说：任何人跟她说话，都是这样子的，希望你有好运。

医生走了，我走到阿夏的身边，很奇怪，她的头发仍然是乌黑的，面色也还红润，脸上几乎没有皱纹。

我掏出那枚琥珀。阿夏的眼睛亮起来，琥珀也亮起来，完全不是我在松哥面前拿出来时的样子。阿夏姐，我是那个小孩啊，十五年前在大钟镇的小旅馆里，让你给写表扬信的小孩。她突然微微一笑，使劲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到床边，在床下摸啊摸，摸出一个东西来，递给我，然后往外使劲推我。我不敢和她争执，很快被推到门口，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要把门关上，我从门缝里把那枚琥珀扔了进去。门咣当一声关了起来。

我想，也许阿夏给我的是什么重要东西，我快速地跑出了精神病院。阿夏给我的，是她写的一些零散的文字。

6

松哥，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松哥，我们到大钟镇来做什么呢？躲起来，然后呢？躲着一辈子不见人，我们的理想呢，我们的事业呢，我们那些走遍世界去见识更多人的约定呢？

啊，我感到害怕，有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忆过去，尽管回忆是那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可是我的内心很快就会被一种紫红色笼罩，你知道那是血的颜色，凝固的血，从那件事发生起一直流淌到现在。我是那么悲伤呀，松哥，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情，就因为一次本可以避免的斗殴，一切都要毁掉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带着刀子去圆明园。你是个书生，怎么会有那么锋利的刀子？

我记得，你们一群人和另一群人本来约了去那里，是为了辩论的。你们和他们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要当面锣对面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本来，你就要胜利了，你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把他们辩驳得体无完肤。可就在这时候，他们一群人里站出一个人，一个你从小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一个你说背叛过你的人，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你哑口无言了。我记得，那个人说：高应松，你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作弊犯，一个说谎者的一切都不可信。

沉默，然后你掏出了刀子，他惊恐地倒下。

后来我知道，松哥，他说的是真的，在高中的一次考试里，你为了获得推免资格作弊了。这件事本来被写进了档案，但是他的父亲是教务主任，你以友谊的名义教唆他偷了父亲办公室的钥匙，偷偷改掉了档案。这件事，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你跟我说，阿夏，流浪，我们去流浪吧。如果说以前没有理由，现在我们有了上路的理由。其实是逃亡，但是那时我深爱你，我被你的知识和风度迷倒，一颗少女的心早已让我忘记你杀了人——还好，最终他没有死，但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年。而且，当你说起流浪，我耳畔就充满你激情洋溢地给我朗诵的那些诗句，我拒绝不了，瞒着父母，跟你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我心里想，还好，我们要去的地方有阿佳。我们共同的朋友，那个传说一样，考上大学最后退学回去种田放牧的人。大钟镇因此不再那么陌生，反而多了一种奇异的向往。

……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没有找到阿佳，是阿佳在半夜找到了我们。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或许是这个镇子太小了吧，两个行为诡异的陌生人很显眼。或者是今天遇到的那个小朋友，他刚好认识一个阿佳的熟人。

阿佳找到了我们，那就好了，至少我们暂时就安全了。我们倒了那么多趟车，几千里地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投奔他的呀。

那天晚上，阿佳带着我们去了他家。他家住在大钟镇北部一个小山脚下，很隐蔽也很安静。我们到了之后，发现他的家人并没有睡，他的母亲在热气腾腾的厨房煮羊肉。我们刚坐下，手把羊肉就端了上来，真是香呀。我和松哥饿了一天，看见手把羊肉，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但阿佳不让我们先吃肉。他拿出一大坛子酒，说这是他在地窖里存了好久的马奶酒，就等着贵客来喝呢。他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大碗，我们必须把酒干掉才能吃肉。松哥还有些犹豫，我端起来，一口气就喝掉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大碗喝酒，然后大块吃肉，就是最应该有的作为。松哥还说着他不会喝酒。他是阿佳，他和你喝过几百斤白酒了，你怎么能在他面前说自己不会喝酒呢？阿佳脸色有些不悦，但并未勉强。我大声对松哥说：松哥，入乡随俗，快把酒喝了，要不阿佳生气了。松哥说：我怕喝多了，人事不省，我……阿佳大声说：我知道，你是怕我出卖你，是吧？哼哼，高应松，你太小瞧我啦，我要是出卖你，决不舍得宰掉我最肥的羊，拿出我最好的酒，哼哼。我在桌子底下踢了松哥一下，他站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阿佳哈哈大笑，说：这就是了，你阿松不该是婆婆妈妈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聊那件事。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血雾萦绕。阿佳杀掉的那只羊的皮就挂在他们家的墙上，血迹斑斑。

大家都有些醉了，松哥趴到了桌子底下。他总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推推脱脱，可喝起酒来就一定会醉。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见厕所的门口立着一把砍刀，刀刃卷了很多。回来时发现有一个光头的青年在和阿佳说着什么，看见我进来，他就匆匆走掉了。

怎么了？我问阿佳。

阿佳摆摆手，没有事，走吧，我们把阿松扶到房间去，你们休息吧。

我和阿佳扶着松哥去后面的房间，我的手和阿佳的手，偶尔会碰触一下，我感觉他像是碰到了蛇一样哆嗦一下。我心里忽然泛起些心酸的甜蜜，阿佳喜欢我，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事情了，可我喜欢松哥，他也清楚得很。他们说阿佳退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我身上，我不愿意承认，阿佳也多次否认。很多同学都以为，带着这种三角式的关系，我们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我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真心感谢阿佳，他心胸坦荡，真是个好人。借着酒意，我故意去用手碰他的手，甚至有一会儿，我还握住了他的手：阿佳，我们这样扶吧，松哥好沉，我都有点吃不消了。阿佳的手挣扎了一下，便不动了，快到门口的时候，阿佳突然摆脱我的手，一把将松哥抱起来，放到了床上。

阿佳说：好好休息吧，明天早晨，带你去吃我们这儿的早饭。

他就要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我挡住了门：阿佳，谢谢你。

阿佳笑了下：阿夏，你知道我不需要。

我还是说：但我一定要说，为了松哥，替松哥……

阿佳说：睡吧，我还有事。

阿佳走了，我看着床上的松哥。他突然说起梦话来：不，不，不，不要这样，我都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不想做这些事。他的四肢蜷缩起来，脸上是惊恐和痛苦。

我赶紧上前去，把他抱在怀里：松哥，松哥，又做噩梦了，不要怕，我们安全了。

他不再叫喊，可是却一直使劲蜷缩着，像一个婴儿那样。唉，可怜的松哥，难道你拔出刀的时候，从未想过类似的结果吗？难道你以为只要目的正确，手段怎样都无所谓吗？松哥，你并不晓得，我的心比你还要痛，我痛那些血，我还要痛你的痛苦。因为我爱你呀。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你，是在学校的大礼堂上，你穿着白色的衬衫、灰色的裤子，站在讲台上大声演讲，讲世界，讲青春，讲你的理想。你讲得真好，下面一百多个学生听得热血沸腾。我就在那时爱上你了，你的白衬衫、灰裤子，你眼睛里迸射出的光芒。不对，我是先崇拜上你了，然后才是爱你。那是怎样的日子呀，我疯狂地寻找你的各种行踪，悄悄地跟在你后面，看着你去上课，看着你去食堂打饭，看着你在校园的某处热烈地跟同学们讲什么，我就这么爱着你、看着你，松哥，你不晓得我的爱有多强烈。

我都说不出，自己是怎么鼓起勇气和你说话的，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有点像梦境，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能引起你的注意，能让你情不自禁地吻我的双唇。回忆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呀，仿佛那些美好的东西，我重新经历了一遍，并且没有了等待，没有了猜测和疑惑，只有笃定的幸福感。

可是，松哥，眼前的你，为何如此胆怯？仿佛你在面对着一个无比恐怖的敌人，可这敌人，明明是你自己选择的呀，你应该早就做好了和它对峙的准备，可是……你逃走了，而我的命运却在于，连这个逃走的你我也爱，我也不愿放弃，我总希望这懦弱的躯壳里包裹着的就是那颗勇敢而激情澎湃的心。我越来越知道，真实的你和我所想象的你，正在不断地分离。

我抱着你，松哥，在我的怀里睡吧，你又累又怕，你睡吧，不做噩梦也不做美梦。

我仿佛睡着了，隐约听见窗外有人，或许，只是一只猫，我只听见轻微的叹息声、轻微的脚步声。我在半睡半醒间想：会不会是阿佳呢？阿佳。

第二天，松哥醒得很早，他仿佛把昨天的一切都抛开了，叫嚷着让阿佳带我们去骑马。那时候，农历还不到五月份，内蒙古的天气仍然是冷的，松哥要去骑马。我也想去。吃过早饭，阿佳带着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小片草原。这哪里是草原呀！远远地看去，还能看到有那么一层薄薄的绿铺在大地上，可等走近了，只能隐约地看到稀疏的泛着绿色的枯草。这景象让我想起了可悲的我们，那仿佛透露出来的春天的、绿色的信息，都被枯黄的草掩埋着，都被风沙不停地吹着。

松哥也有些失望。

阿佳说：怎么，不满意吗？草原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吧？你们以为，草原永远都是天苍苍野茫茫的吗？它也有自己的四季、自己的节奏呀，它也不能永远茂盛。我们蒙古人就不会这么想，我们看到这枯草中长出了绿色的嫩芽，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春天还是会来的。

那天，我带上了自己那条洁白的围巾，它被风吹着，不停地抖动着。

松哥问：马呢？我是来骑马的呀。

阿佳说：去牵了，就快到了。

几分钟后，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牵着两匹马过来。我和松哥看了看那两匹马，面面相觑，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两匹瘦弱的驴嘛。

阿佳指了指说：别猜了，这就是马，只不过瘦了点，主家没有粮食喂它们，一个冬天只吃草，长不胖的。能借到这两匹就不错了。再说了，你们又不会骑马，特别强壮的马你们骑着也不安全。

我和松哥接过缰绳。我摸了摸马那瘦长的脸，看见它的眼睑处堆积的厚厚的眼屎，眼睛红红的，像一个刚刚哭泣过的人似的。我又摸了摸它的脊背，肋骨根根，真是瘦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很想哭，觉得心里难过，仿佛有什么巨大的悲痛被这匹马引起，仿佛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处在和它同样的境遇里。

我和松哥骑上了马，松哥自己握着缰绳，我的缰绳牵在阿佳手里。突然，松哥狠狠地打了屁股下的马，那匹马受了惊，急速地跑了几步。松哥大声喊：狂奔吧，烈马，拿出你浑身的力气狂奔吧，在我的草原上，奔向我自由的明天。他不停地使劲抽打那匹马，那匹瘦马尽管没有多少力气，可是吃不住被打，还是奋力扬起蹄子跑起来。我骑在自己的马背上，远远地看着松哥骑着瘦马，在头皮癣一样的草原上跑着，我听着松哥的喊声，眼泪再次不自觉地流了出来。突然间，我觉得屁股一滑，身子就从马的臀部滑了下去，刚好落在马尾巴下面。我吓坏了，尖声叫起来，阿佳回过头，大吃一惊，喊道：小心，别被踢到。我飞快地滚到一边去，但那条洁白的围巾还是落在马蹄下，而且这匹马，竟然拉起粪来，稀稀拉拉的黄色马粪径直落在我白色的围巾上。阿佳冲上去，把围巾抢出来，不停地用手抹去上面的马粪。我看着这情景，胃里一阵翻滚，忍不住呕吐起来。

阿佳把围巾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我恨极了这匹马，开始不住地诅咒它：你这匹烂马坏马死马，你太可恶了，怪不得你要永远被人拴着骑着，你要永远拉车犁地。你弄脏了我的围巾，你会不得好死的，你这匹狗娘养的马，你这匹不知好歹的马，你这匹缺德的马，你会死得很难看，你的肉要被人吃掉，你的血要被人喝掉……

阿佳就这么看着我，任凭我发疯。

喊了一阵，我有些累了。可能是缺氧，头有些晕晕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松哥呢？我说。

阿佳说：在前面，我们去找他吧。

我们往前面走了一段，看到松哥的马在费力地啃食微小的草芽，松哥躺在地上。他还是被马摔了下来。

我们走过去，发现松哥眼睛里含着泪水，他在无声地啜泣着。

回去吧，阿佳说，一会儿可能要刮沙尘暴。

我和松哥听了，都抬头看了看天，西北方向，果然已经能见到黄褐色如雾霾样的巨大一团沙尘。

松哥竟然断了一根肋骨，他从马背上掉下来的时候，右侧肋部刚好落在一块石头上，他的肋骨断了。

阿佳带他到医院去开了些药，他就回来躺在床上休息。我在屋子里陪他，两个人都找不到要说的话，就这么沉默了好长时间。

松哥终于开口了：阿夏，你别难过。

我说：哦。

松哥说：我很高兴，这根肋骨断了，它断了，我的心里竟然不再郁闷了。

为什么呢？我有疑问，却没有问出来。

松哥接着说：我想阿佳不会出卖我们了。

他竟然还在担心这个。

松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阿夏，我回去自首，我去牢狱里锤炼自己吧。可是我多么不甘心，还有无数我想做的事没有做，你知道，我设计的未来有多宏大，不不不，我不能就这样毁掉。

我说：哦，松哥。

松哥说：可是怎么办呢？现在，我迷茫得想死，阿夏，如果……如果……

如果什么，他并没有说下去。

我站起来，说：松哥，你渴了吧？我去给你倒点水。

我就这样走出了房间，站到院子里。我吃惊地看见，阿佳正在磨那把砍刀，而昨晚我以为的斑斑锈迹也并不是锈迹，是暗红色的血迹。我想，是这把刀把那只羊砍成一块块的。

阿佳并不抬头，只是认真地磨着，磨石的灰和血的红融合在一起。

啊，好一把杀猪刀。我说。

不，这不是杀猪的，这是砍人的。阿佳说。

我打了个寒战：阿佳，你真会开玩笑。

阿佳抬起头：阿夏，我不要瞒着你了，我得告诉你。

阿佳讲了打死我也想不到的事情。

阿佳说，他现在混黑社会了。

我说，开玩笑，阿佳，你书读得那么好，怎么会？再说大钟镇是个小镇子，又偏僻又落后，不是那些大城市，哪儿来的黑社会？

阿佳说，的确算不上黑社会，可地痞流氓还算的，或者说，就是一些不讲理的人凑在一块儿，集体不讲理，不但不讲理，还要动刀动棍子。

我正色说：不要吓我，阿佳，你读书读得好好的，只不过回家一年，怎么会这样？

阿佳说：阿夏，我不要瞒你的，自始至终不要瞒你。我那时候心里失望，退学回来了。我家里人被欺负，我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把他们打跑了，人家就都说我厉害。我也开了正经的店铺，可是这条路出来容易回去难，总要打的，想退出，除非砍掉一只手，人家才信。

我有些晕，身体摇了摇，扶住墙说：阿佳，你读书读得好，我记得，《庄子》《道德经》你倒背如流，大家都以为你会成就大事业的，怎么会？

阿佳惨兮兮地笑笑：阿夏，这事情，你不要和阿松讲，他心重，知道我成了混混，他会多想的……

我点点头。

阿佳提起那把刀，他磨得铮亮，刀锋冷冷，他用手指去试刀刃，血一下子就从手指肚里跳出来，像是有人在挤它。

我啊了一声。阿佳又笑笑，说阿夏，你不晓得，我混黑社会，最难过的不是要打架，不是没有好工作，也不是没有书读。我最难过的，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了。

他的手还在流血，我想找什么东西给他止血，可是手边什么都没有，我忽然看见门口晾着的那条白围巾，阿佳早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我扯过那条围巾，一圈又一圈地缠阿佳的手指头，手指很细，围巾很厚，只缠了两圈便缠不下去了。

阿佳说：阿夏，围巾弄上了血。

我不说话。

阿佳接着说：阿夏，你肯定特别失望。

我不说话。

阿佳又说：这是悲剧，这是命运，我反抗不得的。

我觉得气闷。阿佳家里没有电视，一台破旧的收音机也收不到信号，我不晓得遥远的北京怎么样了，跟我们斗殴的那一群人又怎么样了。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是另一个空间的事。这样看来，我们选择的这个躲避之处真是好得很，就像是把耳朵塞了，把眼睛蒙了，什么都不会知道。我喜欢上了内蒙古的沙尘暴，粗粝的风吹裂了我的嘴唇和皮肤，可沙尘打在脸上的疼痛感却带着一种快乐。我看过弗洛伊德的书，知道那是一种受虐，是啊，受虐不正是我们这代人的根本美学吗？我们就是这样的。

有一天风起得好大，气温也比往日低，我一个人跑了出去。

我在大钟镇里乱窜，顶着风沙，我睁不开眼，就这样模模糊糊地走。我的脸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疼痛，耳朵里满是风沙吹打时的啪啪声。我告诉自己，承受吧，这就是阿佳所说的命运、阿佳所说的悲壮。

我到了阿佳家后面的小山上，站在山顶，能看得见整个镇子，老旧的汽车站，还有镇子里仅有的两栋楼，一栋是三层，一栋是两层。我看着南方，那儿是北京的方向。

我回去的时候，发现阿佳和松哥打了起来。松哥举着阿佳昨天才磨好的刀，阿佳举着凳子。

松哥大声骂：阿佳，你这禽兽，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阿佳也大骂：阿松，你疯了，你疯了，你这完全是胡思乱想，我和阿夏什么事都没有，你不相信我，也要相信阿夏。

我说：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干什么？

松哥冷冷地看着我：哼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我还是不懂。

松哥从怀里掏出我的白色围巾来，扔到我脸上：哼哼，阿夏，我就说，这么久了你都不让我碰，装什么淑女，原来是为了他保留呢。

我生气地说：松哥，你怎么这么说？你胡说。

松哥说：这是我在阿佳的床上找到的，你看看上面的血迹，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一直觉得你们俩有问题，果不其然，怪不得你非要到大钟镇来躲着，原来是会情人来了。

我气坏了：是你要来这里的，不是我。

阿佳瞅准了机会，把凳子扔过去，打掉了松哥手里的刀，凳子腿也碰到了他自己的眉毛，顿时破皮流血。阿佳冲上去，给了松哥一巴掌：混蛋，你看看，是我的手割破了，阿夏用围巾给我擦血，你看看我的手，混蛋。

阿佳捂着额头，手忙脚乱地用白毛巾遮住破皮的地方：血，血，我流血了。

他们两个人从此不说话，吃饭时不说话，遇见事也不说话。不管我怎么周旋解释，两个人都像石头一样。

更可怕的事情，在两天后发生了。

松哥被捉进了监狱，大钟镇公安局的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把他带走了。

松哥被带走的时候，大声喊：阿佳，你果然是叛徒，哈哈，我没有看错，你小子就是叛徒。

阿佳看着松哥，沉默不语。

我想松哥说的是真的，阿佳出卖了松哥，因为他们两个吵架。

阿佳对我说：你走吧，回去吧，我知道现在你也不相信我了。

我说：我不走，我要和松哥一起走。

第二天松哥就回来了，我很奇怪。我问他是怎么出来的。

松哥冷笑着说：哼哼，小人永远不会得志。

松哥带着我，离开了大钟镇，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7

我看得似懂非懂，但我知道，松哥和阿夏之间就这样渐行渐远了，至于后来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阿夏没有写。

我再去精神病院看阿夏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她完全陷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但是她安静，或者说，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坐在某个地方，似乎在思考什么。我跟她说话，她会回答，只是答非所问。她会突然背几句诗，有的情绪激昂，有的悲伤难过。她背着诗，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稍稍平息，她抬起头。我看见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哦，她其实已经老了，从里到外都老了。

等我再回到单位，领导说我被辞退了，没有给我任何具体的原因。我猜想，有可能是松哥要把我赶出深圳。我没有跟领导纠缠，本来我自己也想干完这个月就辞职回老家的，现在更省事了。但是回去之前，我还是想找到松哥。毕竟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通过学校校工登记的讲座老师名单，找到了松哥的电话和单位，又去他单位谎称是亲戚，问到了他的住址。

我打车到了松哥在郊区的别墅。当我跟对讲机里的松哥说我是谁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给我开了门。他的房子真大，我很吃惊，没想到一个教授竟然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再想到那些传言，又觉得理所应当。

松哥的屋子里摆了好些器皿，也摆满了书。他给了我一罐可乐，然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看着我。

我也有些紧张，在拉开可乐罐的拉环的时候，可乐喷了出来，把我的裤子弄湿了。松哥皱着眉头抽了几张纸巾给我，我擦了擦裤子。

说吧，松哥说，你想要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我拿不太准他的意思。

哼，你拿了她的信来找我，不就是想卖个好价钱吗？痛快点，说个数。

我不是来要钱的，我就是想问问你，阿夏到底是怎么疯的。

怎么疯的我哪儿知道，她本来就是个疯子，他们家就是有疯子基因，到一定程度就疯了。

你肯定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随你怎么看，我只想要她的信，子麟，你知道，我和阿夏恋爱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恋爱过。

就是呀。

把她的信给我吧，也算是个纪念，你留着有什么用呢？你本来都不应该认识我们的。

我想松哥说得也对，我留着是没用的，而且我确实不应该认识他们，他们也确实相爱过。

我掏出那几页信，递给松哥：你要好好保管，这是阿夏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了。

松哥接过去，打着了打火机，把信给点着了。

你干什么？我惊叫着去扑灭火，信纸被烧毁了一小部分。

你就不想看看阿夏写了什么吗？你就不好奇吗？我说。

松哥全身都靠在了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她还能写什么？都是毁我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包括在大钟镇上的事情，它们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你看看她现在的样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幻想出来的。

我有些不知所措。

松哥拿出一个信封来，鼓鼓的。这是两万块钱，他说，拿走吧，这顶你大半年工资。别再来找我了，也别再去看阿夏了，你不觉得你认识我们，完全就是一场梦吗？做个梦，不要太认真，都是梦，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场梦，后来我醒了，阿夏还在梦里，所以她疯了，懂吗？谁都不可能回到过去。

我看着钱，心想：难道这算是我卖掉回忆的钱？

拿着吧，松哥说，你不小了，看看现在的世界，做梦毫无意义，现实点，好好过你的日子。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不如按照既定的规则活着，只是活着。

我拿了钱，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鄙夷自己，一边把手伸向那两万块钱。松哥笑了，说：行，你还没傻掉，走吧，以后也别再跟人说认识我了，回去吧。

我拎着钱和跟钱差不多厚度的信，走出了松哥的大房子，仿佛走出了一个过去的迷宫，一个时代。

8

太阳已经彻底从西山上落下去了，大地沉浸在暗影之中，大烟囱的影子更重一些。我打开行李箱，终于在一个装杂物的袋子里找到了那叠纸。那是阿夏的信，我展开用手边的烟头引燃它。没有升起火焰，但信纸就这样一点一点被火星侵蚀着，那些字迹和过去的故事，化为灰烬。

信烧完时，有微微的热风从远处吹来，不知为何，风越来越大，我听到另一种隐约的悲鸣声。一开始，我以为是幻觉或耳鸣，掏了掏耳朵，那种声音更清晰了，的确是像有巨人在吹一个巨大的埙。我在深圳的时候，有一次去景点旅游，被卖纪念品的忽悠着买了一个。拿回家里，我练习了很久，但永远只能吹出一种低沉的声音。刚刚那些回忆中的事像几根拧在一起的麻绳，但随着这声音的出现，它们都顷刻间虚化了。

我站起身，腿有些发麻，回头看见另一个方向的大钟镇亮起了灯火。大钟镇一点都不大，要不是有那些顶多七八层高的楼，就像一个大一点的村子。我注意到，风带来的悲鸣声似乎有了变化，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声音就是大烟囱发出的。

真是太神奇了，毫无规则的毁坏和坍塌，让这个大烟囱成了一件天然的乐器，每当远处吹来恰到好处的劲风时，它就会发出自己的鸣叫。我刚好站在它的发声器上，随着我身体的晃动，它的乐声发出毫无规律的变化。这个发现让我欣喜，我开始胡乱地扭动起来，风穿过大烟囱的每一处缝隙，吹在我身上，我们一起合奏着黄昏的乐章。天越来越黑，可世界仿佛越来越清晰。

刘汀，1981年生，青年作家，现居北京。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