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华在户外为雷神山医院医疗队进行培训讲课。

湖南援鄂第一人

文/纪红建

发脾气

这场战“疫”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新冠病毒的毒性强弱，而是它的未知性，未知情况下的极强传染性，所以战斗伊始打得既被动又惨烈。它刚侵袭武汉时，我们的白衣战士不知所措，没有攻击的矛，也没有防御的盾。开始有人断定是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但很快，他们就觉得不对，显然与SARS不同，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当时被称之为不明原因肺炎。“白肺！”最开始只在较小范围内传播与议论。一两个零星的病例，互不关联，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虽然偶有中央省市媒体报道，但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这其中也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教授吴安华。他忙得晕头转向，根本就没时间关注当时发生了什么，也很少看手机信息，很少发朋友圈。元月初的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问他，武汉有没有这回事。“我关注得不多，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即使出现新型传染病也是自然现象，作为一名医生就应该有随时随地与各种病毒做斗争的准备。”“既然是‘不明原因肺炎’，首先就要考虑它的传染性。其一，要查清是怎么来的；其二，要查清是怎么传染的；其三，要查清在哪些地方传染；其四，要查清可能传染给哪些人；其五，要查清一个人被传染后，是否还会传染给他人，这个人被传染后，病情是轻还是重，会不会有很高的病死率。还要查清是在医院传播，还是在社区传播，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吴安华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得非常淡定。

吴安华今年58岁，自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湘雅医院至今，35年寸步未离，是名副其实的“老湘雅”，也是个老共产党员。他一米六四，身体微胖，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低调朴实，话语不多，声音低沉沙哑。没太关注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没意识到一场紧迫的、激烈的大战即将到来，更没想到自己会要奔赴这个战场，成为前线指挥官。这一切的没关注、没意识、没想到，并不是他轻敌。刚说他忙，忙什么呢？忙着医院感染控制工作。他和他的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些肉眼见不到的细菌、病毒、真菌打交道、做斗争，及时排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隐患。也就是说，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任何病毒都是他的敌人，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战斗之中。

在这个领域，吴安华早已是国内权威了。他不仅是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感染控制杂志》主编、湖南省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主任，还是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管理预防与控制专家组成员。但在到湘雅医院求医的患者眼中，他的知名度却并不高。因为感控工作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他不直接拿手术刀，不直接决定病人的生死。他甘愿做幕后英雄。“院感无小事！凡是涉及患者与医务人员安全的事儿始终都是大事，原因明确的要及时控制，预防再次发生；原因不明确的要追究到底，尽量找到原因，同时及时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尽快扑灭疫情。”这点，已经深深刻在了他心灵深处。

但很快，他就嗅到了战“疫”的味道，感受到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气氛。2020年1月14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疫情应对处置工作进展情况，以及疾病的流行特点、病例临床特征，部署全国防控工作。随后，国家卫健委先后派出七个督导组，赴北京、广东、湖南、河北、上海、河南、福建等省市开展督导，重点督导值班值守情况、疫情监测落实情况、医疗救治工作情况、街道（乡镇）社区（村）防控情况等。后来有人质疑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在电视节目里面明确说“肯定是人传人”，是新冠疫情的空白期。吴安华对此很理性。虽然对前期信息关注不多，但他却认为，那段时间新冠病毒在武汉疯狂传播，甚至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是事实，但对一个新型病毒的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更何况当时还只是武汉一个局部的事情，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让全国知道吗？也不一定。或许这是那段时间信息空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当时从国家到省市县乡（镇）各级卫生系统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国家卫健委派督导组赴各地督导就是其中重要一项。

吴安华是1月16日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的，叫他做好准备，赴广东督导。但那时临近春节，一票难求。买了去程车票，回程的没抢到。他把这个情况跟国家卫健委一说，他们则说：“你干脆别去广东了，就参加湖南督导。”第二天晚上，他与北京来的两位专家会合，一起组成国家卫健委督导组督导湖南防控工作。他们就在长沙督导，花了一天半，即1月18日全天和1月19日上午，去了省疾控中心、湘雅二医院、省人民医院，长沙市疾控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望城区人民医院、宁乡市人民医院，以及望月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行程紧凑，满满当当。他们查得非常细，重点是要求加强和改进发热门诊。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当时这场战“疫”的警报，并没有在全国拉响，算做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督导的促进作用。比如望城区人民医院，在接到督导通知时，立即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了防控临时培训，督导完了，他们又进行了大规模演练，随后召开紧急布置会，迅速开辟隔离病房，为随后而来的战“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月19日中午，国家卫健委的督导一结束，吴安华就接到了省卫健委的紧急电话，叫他去开会。“实在抱歉！”原本想着送送北京来的专家，他不得不提前与他们道别，直奔省卫健委。一到会场，他就立马感受到湖南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光省卫健委的领导来了，相关医院负责人和专家来了，就连分管副省长也来了。这个会不长，内容简洁，但任务紧急。还让吴安华欣慰的是，就在当天，省里还召开了各市州分管副市长参加的一个部署会议。也就是说，湖南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全面打响。

一散会，吴安华带着一个组直奔株洲。他这个组负责督导株洲和衡阳。一见面，株洲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带着他们就直奔医院，先是市级医院，然后是县和乡镇卫生院。督导只能是选择性的，不可能每家医院都去，但必须有代表性，市县和乡镇三级医院必须走到。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们还在督导，其实大家肚子都饿了，但谁也没说。当天晚上，他们住株洲。第二天一早，他们直奔衡阳，督导模式一样。两地督导，情况不理想，有些医护人员，要么没戴口罩，要么戴了，但鼻子露在了外面，完全是形式。平时很少生气的吴安华大发脾气：“连个口罩都不会戴，怎么去防控病毒！”“医院感染控制十分重要，一旦这项工作出现漏洞，就可能造成医务人员的感染！”“马上改，马上培训，刻不容缓！”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

1月20日晚11点30分，一身疲惫的吴安华从衡阳回到长沙。他必须赶回来，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疫”在等着他。

去武汉

“人传人”带来的恐慌像一颗炸弹，投入春节前的大武汉，并立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但吴安华却面不改色、平静如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事实上，1月20日还在衡阳督导的他，就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紧急通知，要他第二天赶往武汉，并给他买好了21日下午1点40分，由昆明开往北京的G404次高铁票。

他没有激动，更没有彻夜不眠。原因有二：其一，他当时意识到了战“疫”来临，但还没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其二，面对战“疫”，作为一名参战者，需要激情与勇气，但更需要理性与淡定，这是他历来的坚守。从衡阳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他只轻描淡写地跟妻子李凤云讲，国家卫健委可能会派他去武汉，但何时走，还不太清楚。李凤云也是个“老湘雅”，眼科大夫。夫妻俩相濡以沫三十年，举手投足间都是默契。她知道，这是他的工作，放心不放心都得去，她都习惯了。再说，这是医生的担当，也是湘雅人的担当。

他的镇定，令人惊奇。1月21日早上8点15分，他提着包，准时来到办公室。随后，他带着五个院感医生，总共六人，一起到各科室查房。虽然湘雅医院的感控工作一直做得好，在全国起着引领作用，但战“疫”临近，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说是查房，其实是督导。他们去了急诊、门诊以及医技科室，看通风窗户是否打开，看医护人员是否都按规定佩戴了口罩。“一定要做好通风，戴好口罩，不光要医护人员戴，看病的人如果没戴口罩，也要免费给他们提供口罩。千万不能吝惜了那几个口罩。”在发热门诊，他们督导得更加细致，并嘱咐门诊主任。

走完所有科室，已经快11点了。他依然不慌不忙，安静地坐进了办公室，在电脑上看起视频来。1月19日，国家卫健委给他打了个电话，叫他们医院感染控制中心赶紧制作一个穿戴防护用品的标准视频，作为范本，向医院推广。视频20日下午就做好了，需要他把关审核，但他在外面督导，耽误了半天，不能再拖了。其实视频并不长，只有一刻钟左右，但他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小时，盯着屏幕认认真真看了三遍，最后提了十二条修改意见。把意见递给同事时，已经是中午12点整了。他心里一惊，赶紧收拾了一下，往家里赶。他知道，今天不能在家吃中饭了。

去武汉之事，他没有向同事透露半句，向领导的汇报也是轻描淡写，说国家卫健委派他去武汉，去那里干什么，何时动身，都要等国家卫健委的通知。“一方面任务紧急容不得耽搁，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让他们担心。”这就是吴安华给出的理由。

家就在湘雅医院内的宿舍区，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老房子，步梯房。虽已陈旧，但依然在为医生们的救死扶伤保驾护航。回到家，拿上旅行包，塞进几件换洗的秋衣秋裤，再随手拿了一些点心，他就匆匆出门了。他来到医院门前的车站，坐上115路公交车，到芙蓉广场，再从芙蓉广场坐地铁去了长沙南站。点心是在地铁上吃完的。

3车10D，二等座。乍一看，这个座位和座位上的乘客，是何其普通而又平凡啊。甚至算不上普通，吴安华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2009年曾发生心梗，安装过3个心脏支架，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但他总是把抢险救人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抗击禽流感疫情，他都主动请缨参加救治工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有丰富的经验。

下午2点30分，感染控制中心主任黄勋打电话问吴安华在哪里，他说已经在高铁上了。黄勋说：“上车了，这么快。”他说：“车票是这个时候的。”黄勋说：“我还想着送送您呢。”他说：“就是怕你们搞这些名堂，所以只能悄悄地溜。”“老主任平时为人低调、细致，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只要哪里有需要，他总会冲在最前面。”黄勋感慨道。吴安华是第一个援鄂的湖南医护人员。从此时开始，一直到3月上旬，“医疗湘军”先后19支队伍，共计1498人，浩浩荡荡，像吴安华一样湘江北上。

下午3点10分，G404到达武汉，5点他到达宾馆。一到这里，他就感觉到战“疫”的紧迫性。首先是了解了武汉的情况，其次是国家卫健委的负责人和专家都来了，他再次他见到了李六亿等感控专家。李六亿比他小一岁，已经是老朋友了，还是湖南老乡。她是衡阳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主任委员都来了，这事肯定小不了。他们共同组成了专门负责感染控制的专家团队。而国家卫健委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如何保护好医护人员的安全。

吃过晚饭，吴安华和李六亿就开始研究起感控方案来。他们知道，新冠肺炎是传染性疾病，首先要防止它在医院里扩散。当年那场非典，就是因为没有经验，医院内感染的情况非常严重，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有些患者也是在医院里被传染的。既要保护病人，又要保护医务人员。也就是说，要为医护人员筑起一道防护墙。如何筑？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制定医院内新冠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指南。有了指南，医护防控工作才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行动才有方向。情况太紧急，他们讨论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继续紧锣密鼓地讨论研究指南。虽然当时武汉方面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是已经有14例医护人员感染，尽管他们还没有做深入调查，但他们想肯定不止14例，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很快，经验、智慧和现实，让指南的轮廓渐渐显现。指南有十个要点：第一点讲预案和流程；第二点讲全员培训；第三点讲医护人员的防护；第四点讲关爱医护人员；第五点讲如何做好医院监测，包括医护人员的医院感染监测和病人的感染监测；第六点讲做好清洁消毒管理；第七点讲加强患者就诊的管理；第八点讲加强患者教育，因为当时就诊的人比较多；第九点讲加强感染暴发的管理；第十点讲加强医疗废物的管理。

指南快速被制定出来了，也非常全面，但在疫情早期，要落实这些指南的要求，非常困难。首先就是发热病人太多，难以严格执行正常的就医流程，所以指南中，基本要求的第一点流程管理就特别重要……当时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了解还不多，所以他们提出了标准预防加补充隔离措施，包括接触隔离、飞沫隔离、空气隔离等措施。而最关键的，就是针对性地提出了这样两个措施：第一，要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第二，做好手卫生。“现在看，这两点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这次疫情中，医护人员避免感染最有效的措施。”吴安华感叹道。

这天晚上，指南发布。虽然他们不是临床一线医生，不能医治患者，但只有保证了医护人员的安全，患者才能更好地被治疗。而指南便是保护医护人员的第一道防护墙。

是来救命，不能去送命

指南发布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如果不是来武汉，吴安华肯定与妻子准备团年饭了，但这天他去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隔离重症监护病房、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指导感染防控工作。可是突然暴增的就诊人群挤满了医院，医护人员都在来回奔跑，谁有时间听他指导。他听说，有些医院，有些轻症病人去发热门诊，队伍最长时要排一整天，有时排着排着，有人晕倒了，被拖到急诊科吸氧。看到有人因此不用排队，后面的人都跟着往下倒。他还听说，有的救护车拉着病人连送几家医院，都被拒绝，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们只得在一家医院跪下哀求，说死也要死在这里。站在医院门口，他的眼眶湿润了，这是到武汉后第一次流泪。他心里知道，当时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在迅速增加，有的甚至成了危重病人，走到了生死边缘。比如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就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生命垂危。

“医护人员是来救命的，而绝不能成为去送命的！”他猛然想到这句话，并在心里不停地念叨着。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更重大而紧迫。他想，指南固然很重要，并且方方面面能考虑到的都考虑了，特别是提出无论是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还是各省市援助医疗队，都要进行全员培训。但那毕竟只是书面上的，不能保证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会看，即使看了，也不能保证他们都看懂了，即使看懂了，也不见得百分之百会动手做，即使做了，也不见得他们都能做好。再说，医疗队来自全国各地，同一支医疗队又来自不同科室，感染科的医护人员相当有限，大多数队员对于这样一种新的传染病防护是陌生的，内心难免会有恐惧感。再加上医护人员救治压力本来就大，每天都将超负荷工作，这个时候更容易感染。“必须做认真细致的全员培训！”“一个都不能落下！”他想。

他还意识到，这是一场艰难的战“疫”。战争的胜利，讲究的是战术，特别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现在新冠病毒就是敌人，而且是特殊的敌人。这个敌人赶不走，只能消灭。消灭病毒的办法是围住病毒，全歼病毒。不能赶着病毒到处乱跑，乱跑的病毒会在跑路中迅速发展病毒战友，这将使敌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全歼敌人的办法只有一个：必须迅速把染病者全部集中隔离。染病者不是敌人，他们是被敌人伤害的受害者，只有把染病者全部集中隔离，才能把病毒这个敌人包围起来。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已经有了定点医院，有了隔离点，并且已经开始建设火神山医院，随后几天又要建设雷神山医院，以及大批量的方舱医院，这无疑是战“疫”最有效的战术。可是，患者可以隔离，大量的医护人员不能隔离呀，他们必须走近患者，走近病毒。

他和李六亿的想法高度统一。他们立即提出，所有医疗队必须先培训再上岗，并且必须接受非常精细的培训。“大家都是‘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只有确保医护人员百分之百掌控防控知识，才能让他们上前线。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建起一道安全防护墙。”这是吴安华的朴素心愿。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家卫健委高度重视与认可，同时得到了全力支持。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早已投入战斗，有了血与泪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吴安华他们培训的主要是各省市援助医疗队。吴安华的培训，是从正月初一拉开序幕的。那天他培训的是上海和广东医疗队。这两支队伍都是除夕之夜到达武汉的，年夜饭都没吃就出发了。第一次培训医疗队，他有些小激动。不是紧张，而是感动。所以拿起话筒，他首先就说：“我是21号来的，不是小年也不是除夕，你们除夕之夜来到武汉，我要向英勇无畏和无私奉献的白衣战士们学习和致敬。”

随后，援汉医疗队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向武汉汇集，那时平均每天都有五六支队伍到达。他们到达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培训。最开始是两个老师讲，一个是吴安华，还有一个是北京地坛医院蒋荣猛教授。一人讲半个小时，但他们一般会超时，讲到四十分钟。如果蒋荣猛有事，就吴安华一个人讲，有时也会与李六亿搭档，他专司其职，长期负责培训。但随后，队伍越来越多，他们只得分成三个组，分头跑。1月27日，正月初三，他和蒋荣猛跑了六个地方讲了六场，跑了270公里，把武汉三镇都跑到了，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11点。2月25日，他一天跑了九个地方，讲了七场，培训了九支医疗队的1182人，课时达到450分钟，把1月27日的纪录打破了。“后面培训的医疗队都是后续部队，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了。到2月底3月初，随着疫情的好转，援汉医疗队越来越少，只有零散后续队伍了。”他说。

培训场地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有会议室也有多媒体；有的有会议室但没多媒体；有的有会议室有话筒，但没多媒体；有的有会议室，但既没多媒体，也没话筒；有的会议室一个队坐不下，只能一个队讲两场。没有会议室的，在食堂里讲过，在酒店大堂和门口讲过，在小区的广场讲过。有的没有会议室，也没有喇叭，就站在土堆子上讲，比如在雷神山医院培训。没有话筒，也没有喇叭，不能讲，只能吼，并且是干吼，但现场鸦雀无声，队员们听得很认真。有次到贵州医疗队讲，没有会议室，只能在酒店外的草坪里讲。没有话筒和喇叭，怕辛苦了讲课老师，也为了能听得更清楚，他们从武昌穿过长江到汉阳，借了一个喇叭，但这个喇叭太大太沉。吴安华虽然个头不高，但经常锻炼，身体还算结实，也感觉自己有点劲，但他拿着这个喇叭只坚持了二十分钟。没办法，他只好把喇叭放在桌子上，自己蹲在桌子边，对着喇叭把课讲完了。

吴安华跟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便是正确佩戴口罩和手卫生，这两点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戴好口罩和做好手卫生，就能百分之百地预防传染病，但做到这两点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也就是最重要的。“戴口罩、手卫生看起来特别简单，但其实简单的事情最不简单。比如说手卫生，大家讲的时候都说重要，但从实际操作来讲，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手卫生都是难题。还有就是口罩，每次培训中，我都要花上十分钟的时间反复强调口罩的正确使用。”他说。

他鼓励队员们吃好睡好，防感冒。来到战场，首先要吃饱，不管饭菜对不对口味，都要主动吃饱，再就是要吃好。减肥的，瘦身的，都要停下来，在武汉期间，不是掉几斤肉，是要长几斤肉才好。上班肯定辛苦，但不能过劳。下班后一定要休息好，就是要睡好，要早睡多睡，保持旺盛的精力。医疗队很多来自北方，气候不适应，虽然已经是春天，但还比较寒冷，南方没空调，房子里湿冷。但他强调，不要开空调，如果感觉冷，就买电热毯，多穿衣服。要是不小心感冒了，一定要及时报告。为什么？你不报告，就得不到及时休息，免疫力会下降，不是新冠，也会把你当新冠搞。所以他提倡队员互相“检举揭发”，只要发现谁有感冒迹象，就及时报告。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大家，为了队伍能打胜仗。

天天高频率的讲课，不累是假的，但吴安华觉得怎么累都值得。目的很简单，让每一个队员都知道如何防护，让每一个队员都高度重视防护，哪怕只减少一个人感染都是值得的。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来自不同的医院，来自不同的科室，来自不同的年龄段，但都是怀着满腔热情来的。特别是90后和00后，他们都很年轻，意气风发，他们很多都是瞒着父母来到武汉的。但热情不能代表他们掌握了感控知识，敌人不会因为你的热情而感动，手下留情。

虽然吴安华每天讲的都是同一个内容，但每天的课件都会更新，是吴安华与李六亿集体备课。之所以更新，是因为疫情在不断发展变化，他们对新冠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课件内容，既在培训时讲，也在《中国感染控制杂志》公众号上推出，分享给队员，课后大家还可以继续学。他们在公众号上更新了三版课件，浏览总量已经超过20万次。

除了讲课，他们还与队员互动，有的队员还加了他们的微信，通过微信提出自己的困惑。对此，他们写了一篇小文章，讲新冠防控中的困惑，发到公众号上不到两天，阅读量就突破十万了。

这场疫情发展太快，传播范围太广。吴安华知道，在这场艰辛的战“疫”中，很多人无法保持理性，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很正常，毕竟武汉的医院和隔离点曾经一度混乱，许多老百姓失去了亲人，许多医护人员眼睁睁看着病人的情况急转直下，在没有太多干预的状况下去世，他们的情绪不可能不波动，他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创伤。但他是一名感控专家，他必须理性，他理性了，才能给医护人员吃下定心丸。

问得最多的就是个人防护是不是越多越安全。吴安华和李六亿进行了理性回答，他们觉得，个人防护不足或缺乏确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但个人防护过度同样可增加感染风险。首先，穿着过多的防护用品在发生污染时或松脱时不易被察觉；其次，防护服与隔离衣的叠穿造成透气性不佳而出汗，防护服和隔离衣被汗水浸湿后，其防护性能会下降；再者，穿着多层防护服和隔离衣会增加脱摘时污染的风险。他们提倡，医务人员的感染防护应遵循科学防控，合理、适度防护的原则，应根据可能接触感染患者风险的高低选择和穿戴不同的防护用品，才能获得最好的防护效果。

对于普通人来说，口罩无疑是一道最重要的防护墙，因为飞沫传播是新冠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光打个照面，握个手，是没那么容易被传染的。这次疫情，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这就说明飞沫传播是主要途径。”吴安华说。武汉一个大学生，1月18日从武汉回到老家哈尔滨。一到哈尔滨，他的一个同学就请他吃饭。就两个人，坐的卡座，老同学几个月没见了，吃饭是次要的，聊天是主要目的。1月24日，大年三十，这个同学家吃团年饭，除了他，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表哥一家。也是边吃边聊，还喝着酒，非常开心，同时飞沫到处飞。就在这天，他的同学出现感冒流鼻涕症状；四天后，他，他爸爸，爷爷奶奶，还有表哥，都出现发热症状。最后，他们都被确诊。但确实也有一见面就传染了的。春节前，有个小伙子开着车带着自己的母亲回老家，路上母亲下车去一个小超市买了点东西。这个小伙子一开始并没下车，最后为了刷微信付款才下车。互不相识，怎么会握手呢？也就刷个微信，但这又要得了多长时间呢？小伙子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感染新冠，直到小超市老板出现症状被确诊，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也感染了，并把那个老板传染了。大学生和小伙子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没戴口罩，他们都是飞沫传播。

吴安华关注到，前段时间国外疫情还不严重时，国外有人指责中国老百姓戴口罩不人性，口罩应该是病人戴的。“他们甚至还提出要把口罩让给病人，让给医务人员，确实没错，但这是在感染人数少的情况下。在感染人数多时，你很难判断谁是病毒携带者。第一，新冠感染者在潜伏期是没有症状的。第二，有的人感染了，没有症状，是隐性感染，但照样有传染性。因为不知道谁是感染者，所以我们普遍戴口罩，自己难受点，成本是高一点，至少保证不会被飞沫传染。”他还说，有个人从城里回老家，第一趟坐的大巴，因为在城里没有买到口罩，坐大巴时他没戴口罩。到了县城，他买到了一次性医用口罩，于是他戴着口罩坐中巴回到家。回家几天后，他就发烧了，并被确诊。最后一查他的接触者，坐中巴的一个都没被传染，大巴上却传染了几个人。这证明口罩是有用的。

“零感染”与“血教训”

“全国已有4.2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无一人感染。”3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介绍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人员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负责人还特别强调，在武汉有一支专门负责感染控制的专家团队，在每一支医疗队走上工作岗位之前，专门对他们进行感染控制和防护工作培训，使他们能够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最大限度地降低感染风险。在这支4.2万人的大部队中，有3万多人集中在武汉。从1月25日开始至今的50多天，吴安华共为120支医疗队，进行了102场培训，培训队员1.4万多人。

许多人纷纷为他点赞，说他劳苦功高时，他只是微微一笑。“一生所学，报效国家，是医生的责任。湖北有4.2万名白衣战士，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吴安华说。

疫情也像武汉的冬天一样，终将被温暖的春风吹散。疫情发展数据，令他振奋。进入3月，武汉新增确诊人数，连续六天从74例依次递减到36例、17例、13例、8例，终于递减到了个位数。他知道，这个成绩是武汉人民用50天关闭离汉通道，900多万市民居家隔离，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社区干部、志愿者等人流血流汗的高额代价换来的。他知道，对于武汉来说，这是一个太值得赞美的春天，也是一个需要修复的春天。

天空放晴时，他偶尔也会到酒店下面的马路上走一走。路上没人，但树叶在发芽，花儿在开放。他拿着手机，拍下那些花儿，心里却想着他的感控事业，想着眼前的大武汉。

吴安华的老家是株洲醴陵，家里五姊妹，条件不算好，但他从小就发奋读书，并于1980年考上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实他是学临床的，但受老师张铮教授的影响，喜欢上了医院感染专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湘雅医院时，他主动申请去了传染病科。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那天，他从传染病科调到了感染科。后来传染病科改为感染病科，他所在的感染科就改为了医院感染控制中心。这期间，他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都是感控专业。他是2002年当的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直到2019年12月新冠来临之时，他才卸掉这个职务，打算更加安心地研究和推广院感工作。

许多人说吴安华是全国院感的权威、领军人物，他连忙摆手。他说，湖南的院感工作是做得好，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但那都是前辈们做出的贡献，打下的基础。性格开朗，与人为善的张铮教授，就是湘雅医院感控专业的创始人之一。还有医院感染控制中心的老主任徐秀华教授，中心被卫生部指定为全国医院感染监控培训基地、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监测网，创办《中国感染控制杂志》等等，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1998年深圳一家医院的医生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切口感染，徐秀华临危受命前去调查，替国家排忧解难。

在驰援湖北医务人员“零感染”的背后，吴安华觉得，离不开各地医疗队严明的纪律和过硬的作风，离不开所有医务人员的高素质和奉献精神。同时，他还觉得，“零感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优良传统。他关注到，许多在国外定居或是上学的中国人，都纷纷买口罩寄回国内。这样的民族，怎么会被病毒压垮呢？还有大学同学赵蓓蕾，他是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重症科教授，也来到了武汉。听说吴安华来得匆忙，只带了秋衣秋裤后，他从南京出发前特意给老同学买了外套带过来。两位同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抗疫并肩作战，指导重症病例抢救，引来同学们关心和鼓励的同时，也让他们彼此备受鼓舞。

其实，与“零感染”相比，更应该铭记“血教训”。战“疫”早期，最令人伤心的就是医务人员被感染。在3000多名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中，在绝大部分是武汉当地的，并有10多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说到这些，吴安华眼眶就红了。“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有个过程，诊断非常困难，潜伏期也没有表现。冬天寒冷，医院的通风不会太好，再加上病人多，都是近距离接触，都往返于医院、社区和家庭之间，造成了大量交叉感染。但对于医务人员来说，从院感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充分说明我们医院平时对医院感控预防抓得不紧，没有按标准的预防措施去做。如果能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感染，避免无谓的牺牲。”他说。

春天终究会过去，夏天很快会到来，这场战“疫”也最终会成为人民的一种记忆。但作为一名院感专家，他依然会为加强院感工作奔走。一些计划，犹如种子，已经种在了他的春天。

他呼吁在高校的医学教育中增加医院感控课程。所有的医学生，不管什么专业，医疗的、护理的、儿科的、医学的、麻醉的，各个专业，都要在本科教育时上医院感控课，至少要上十个学时。本科学生负担轻，也记得牢，要把感控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都教给他们，融入他们的脑海中、血液中、情感里，保证毕业之后能够自觉运用。

他呼吁加强医院感控部门的建设。所有感控部门，必须按国家要求配备人员，要配备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加强这个部门的建设。现在的状况是，待遇低，晋升难，有些医院并没有把这个部门当成一个业务科室，而只是当成一个纯粹的行政部门，派行政人员担任科室主任。遇到新冠呢，必然两眼一抹黑，医院一片混乱。

他呼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些短板，有的可以说是漏洞。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法定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从去年年底到武汉关闭离汉通道这段时间，一开始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的被动局面。当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全党动员，军民团结，全国一盘棋，支持武汉和湖北，并采取了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措施，战“疫”现在也是胜利在望了。但这场疫情给国家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现在还难以估算。这与去年底今年初，近一个月内，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直接相关。最先发现传染病的肯定是患者和医院的医生，怎么使社会舆情和正规渠道的疫情发布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大问题。

他呼吁加强对老百姓的健康教育。必须打人民战争，不打人民战争，就会以人民战争的方式爆发出来。必须让老百姓提升健康素养，不随地吐痰，讲究咳嗽礼仪。有呼吸道症状了，尽量待在家里，或是去医院治疗；与人聚集时，不要大声喧哗，打喷嚏，要去人少的地方，如果条件不允许，也要习惯用纸巾或是手、胳膊肘遮拦，不能让唾沫飞得太远；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不仅要勤洗手，还要尽量避免用手抠鼻子，摸脸、口和眼睛，不让病毒有可乘之机。

“新发病毒永远是敌人，它们的威胁是长期存在的。除了冠状的，还有其他病源。如果我们不重视，不加强防范，不吸取教训，不时刻准备着，当它们再次袭击时，我们还会付出代价。”吴安华说。

吴安华娓娓道来，语气并不惊心动魄。在生活中，他是个平凡人，但在这场人民战“疫”中，他绝对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是个够镇定自如的优秀指挥官。“路上车水马龙，街上人流如潮，工厂复工，饭店开张，商店营业，学校开学，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踏青，轻轻松松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春天。”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乡村国是》《哑巴红军》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二百余万字。作品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