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篇小说）

文/王凯

一

小学二年级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和杜大头去爬树。那棵树就长在基地卫生队院子后面，大到我们两个都合抱不住。我爸说他当年刚毕业分到基地时，整个营院统共只有一棵树，他说的应该就是这棵。由于这棵树太过粗壮，没办法用平时双手抱树的办法爬，所以我们一直没去尝试。但那个下午我们还是决定去爬一下，毕竟其他的树我们已经爬腻了。我们在树底下转了几圈，杜大头让我先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不上，他说他想先看我爬。这个理由听上去毫无道理，可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其实并不懂得多少道理，于是我就提了提裤子开始爬。树干虽然抱不住，好在它有那么一点儿倾斜，树皮上又有许多裂缝和孔洞可供踩踏，所以爬起来并不算太难。我一直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骑在一根横枝上喊杜大头上来，喊完后正想起身站在横枝上，可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我想那大概是塑料凉鞋在树枝上打滑的缘故——一脚踏空就从树上摔了下来。目睹了这一切的杜大头在树下怪叫了一声，撒腿就跑得没了影子。我以为他是去旁边的卫生队帮我叫人了，毕竟那棵树距离卫生队后墙不到20米，就算杜大头没有——他确实没有——司马光砸缸那样的聪明，但哪怕是个傻子也应该知道去找医生求救。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一块纱布去学校时，才知道这家伙根本没去卫生队求救，而是一溜烟跑回了家。

“我是回家了呀，我得回家，我妈让我4点前必须回家。”杜大头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再说，又不是我让你掉下去的，是你自己掉下去的呀。”

杜大头的话听上去十分无赖却无懈可击，搞得我也没办法生他的气。从树上摔下来那会儿，我浑身动弹不得，感觉胸口某个地方被堵住了，攒了好半天力气才终于喘出了一口气。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这个念头本身也几乎把我吓死，于是我本能地在树下尖叫起来。这垂死的哀鸣翻过卫生队的后墙又筛过金属网纱窗，好容易钻进了队长的耳朵。他派了个卫生员循声跑来把我抱了回去并包扎了一番，然后告知闻讯赶来的父亲我并无大碍，不过是轻微脑震荡而已。那几天，我总感觉晕乎乎的，后脑勺上包了纱布的地方一跳一跳地疼，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脑袋上总有一小块地方不长头发，以及我对八岁以前的事情毫无印象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八岁之前的记忆被摔坏了，成了一块无法读取的内存卡。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尽管十分零散，但我却深信不疑。比如，我能记得住一年级学过的古诗和十以内的数字加减，但却不记得我在教室的铁皮炉子上把自己的棉鞋烤出了一个洞。还有，我对基地幼儿园那排平房和院子里的滑梯和转椅都感觉熟悉，可对这里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印象。我姐说我曾在家里帮她赶走过一只老鼠，我却不太相信这事儿，因为我每次见了老鼠都会抱头鼠窜。仿佛时间的河流上安装了一道闸门，我溯流而上时都只能在它面前止步，压根看不到闸门那边的景象。这样一来，我所有的记忆都是从这道闸门或者说那次坠落开始。而此前如何跟着母亲随军来到基地，以及如何上了幼儿园之类的事则统统付之阙如。不过记不住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记不住就相当于不存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再说这可能还是件好事呢，至少可以让我避免了一些悲伤。据我妈回忆，去年我一个要好的同学跟着他爸妈转业回老家了，为此我好长一段时间都闷闷不乐。

“人家走的时候你还哭哩，哭了好几回。”我妈说，“你还给人家送了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我觉得我不可能这么大方，可我妈又不像是骗我的样子。我所经历的事情要别人说了我才知道，这感觉十分奇怪，所以我同样不相信我会为了一个同学离开而流泪。就像杜大头，他要走的话我肯定不会哭。我从树下摔下来他都没有帮我叫医生，一想起这事我就感到气愤和难过，可是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和他一起玩。因为除了杜大头，我也没什么别的人可以玩。大点儿的孩子总喜欢欺负我们，而小孩子动不动就哭还流鼻涕。而杜大头尽管头长得大了些又有些罗圈腿，但至少我们还能玩到一起去，再说我自己近视而且还有鸡胸，也没资格嫌弃人家。换句话说，在1983年乃至以后的几年间，没有比杜大头更好的选择了。

二

由于从树下摔下来的缘故，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认识杜大头的了。他就那样晃着他的大脑袋存在于我记忆的片头，胸前系一条被他用牙撕咬成一缕一缕的红领巾，感觉跟邦德出现在007的片头那样自然且无须解释。还有就是我们在玩的问题上往往都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可能是与没有大人介入有关，因为他们都忙着上班，几乎没什么时间来管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孩，永远都被大人死死地盯着。

先说我爸。我爸长着一脸钢丝一样的胡茬，这让我感觉他已经很老了，但要算起来，他其实不过才四十岁。作为基地司令部技术室的工程师，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在训练场地或者龙头山背后的靶场待着，虽然同属于基地，我却很少能见到他。母亲在陕北老家时是小学民办老师，教授从语文数学到音乐体育在内的所有课程。随军到了基地之后没有老师可当，于是成了基地印刷厂的一名职工——那时的基地居然有个印刷厂，可见当日的盛况。有时我带着杜大头去印刷厂车间里玩，他对那些轰隆作响的机器很有兴趣，会长久地凝望着一张张白纸放进机器里，出来时就印满了漂亮的铅字。那些盛在一个个木框盒里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铅字也是他喜欢的，他一直想不明白那一颗颗铅字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很肯定地告诉他那是铸造出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铸造。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排字间偷出几个铅字，然后用胶布缠起来做成印章。我给我们两个各做了一个，但他嫌印出来的字小，有一次自己钻进排字间去找大号铅字，可是那些反刻的铅字他一个都认不出来，由于他在排字间里待得太久，接下来两天，他都说晚上睡觉时满眼都是明晃晃的铅字。当然，必去的还是走廊头上那间大库房，里面堆着数不清的麻袋，麻袋里装着切纸机切下来的各种废纸条，我们最喜欢其中的牛皮纸条。这种纸条叠成弹弓用的子弹，比白纸叠的子弹打得更远并且更疼。

这是我爸妈的情况。下面说说杜大头的爸妈。杜大头他爸是基地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长得又矮又瘦，杜大头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爸每天都要加班。不仅加班，他爸还经常要去兰州和北京出差。兰州我不知道在哪里，但北京我们都是知道的，那里有著名的天安门，上面还飘着一排红旗，这让我感觉杜大头他爸相当厉害。我们在营院里乱逛时，他经常指着办公楼三层的一扇窗户说他爸就在那里面上班，但因为那栋灰色五层大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永远站着卫兵，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上去过。这可比我爸上班的地方强多了。我爸他们的技术室只是办公楼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平房小院，任何人都能随便进出。从这点上说，当干部的可比搞技术的要厉害多了。办公楼进不去就算了，但杜大头他妈上班的基地服务社完全是可以进去的。在我看来服务社可比印刷厂好多了，里面又大又亮，镶了玻璃的柜台里面摆着各种东西，而且不会像印刷厂那样轰隆作响，说句话都要贴在耳边使劲喊。更重要的是服务社墙角的木头箱子里还有冰棍儿，我们要是去的话，没准儿杜大头他妈会给我们吃一根。可惜这都是我想的，因为杜大头从来不肯和我去服务社。他说其实他妈想去的是印刷厂，可惜她不识字，而印刷厂印出来的纸上都有字，她就没办法去印刷厂上班。杜大头很怕他妈，可能是因为他妈长得十分高大，看上去足有两个他爸那么宽，头上烫着雄狮一样的卷发，所以杜大头的大头非常像他妈。一般情况下，杜大头他妈都是下午4点钟下班，在这之前，不管我们在干什么，杜大头都会立刻停下来跑回家去，哪怕我从树上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也不能阻止他回家的脚步。如果他妈进门了他还不在家，整个家属院就会听到持续不断的叫喊声，那声音在家属院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到，没有任何一个话剧演员能有这样无死角的音量。只要杜大头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就像被电打了一样面色苍白，因此我和他在一起玩时，他都会习惯性地拦住任何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大人问：“叔叔，现在几点了？”

虽然杜大头的活动时间受到严格控制，但仅就活动内容来讲，我们依然是自由的。比起如今的小孩，我们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且无须支付任何费用。不像现在，城市的小孩子们连一头真驴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去骑了。他们小小年纪就是消费者，不管干什么都要出钱，哪怕去郊区农村摘个果子也得付费，而我们从来不用。这就是戈壁滩的好处，不像城里，哪儿哪儿都挤得要死。比如下午放学回家后，我们可以打玻璃球，主要玩法是在地上挖个小坑看谁先把它弹进去。或者玩烟盒，把它们一张张折成三角形或者长方形。这个就不细说了，因为每种游戏的规则都相当复杂，写下来起码得三页纸。玩烟盒我和杜大头互有胜负，赢到和输掉的烟盒数量总体差不多，但打玻璃球——水青方言里这东西叫“daidai”(声调均为二声)，应该就是“蛋蛋”或者“球球”之类的意思——这方面杜大头不行，他输了我有二三十个各色“daidai”，但最后他又死皮赖脸地找我要回去了。“这是我从我家的弹珠跳棋里偷出来的，我妈要知道了我就完了！”杜大头这么一说，我立刻就想到了他妈那头卷发和雄壮的身躯以及永远板着的脸，有些不寒而栗，只好把那些好不容易赢来的“daidai”还给了杜大头。可是接下来，杜大头又拿着刚从我手里要回去的“daidai”跟我玩起来。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暑假。戈壁滩的夏天其实并不热，即使三伏天夜里不盖被子都会被冻醒。即使是白天的烈日，只需要一片树荫或者屋檐就可以解决。那个时候，基地院里的杨树和围墙外的麦田都是绿的，而且还可以吃到冰棍儿。在那些漫长的夏日，我和杜大头手持弹弓，裤兜里装着小石子——那些纸折的子弹是专门用来打人的，而小石子则相当于实弹——在偌大的营区里闲逛。营区后面有很多高大的兵器库房，宽大的木门顶上是小格的玻璃窗，我们一个下午就能打碎好几十块。回家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射击沿途的路灯，直到某天我被我爸抓住打了一顿之后，这项活动才宣告结束。弹弓没有了靶子，我们就去掏鸟。基地家属院后面有几排空平房，门前水泥小路的缝隙里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我和杜大头常常从十分低矮的后墙爬上去，掀开屋顶上的瓦片找鸟窝。麻雀最喜欢在瓦片下面做窝。这件事十分有趣，因为你掀开的瓦片下面可能是废弃的空鸟窝，也可能是鸟蛋或者是还没长毛的光腚鸟崽子。我们曾试着用铁皮罐头盒煮过鸟蛋，不过大多数都在沸水中爆裂了，露出了蛋壳里刚刚成形的小鸟，最后我们只得放弃了吃鸟蛋的想法。至于那些张着淡黄色大嘴的光腚崽子，都被杜大头带回去喂了他家的猫。

寒假相对来说就差一点儿，但考虑到有一个可以穿新衣服和放鞭炮的春节，也就跟暑假有得一比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我每天出门都会装满一口袋的瓜子和拆散的鞭炮，手里捏着一根燃着的白棉线，直到吃完瓜子放完鞭炮才回家，那些天我的舌头上肯定会有嗑瓜子嗑出的血疱。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家属院角落里的小树林捡树枝烤土豆吃，要么搬来石头去砸旱厕里冻成塔状的大便。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冒险型的活动。像钻大院里的防空洞，或者翻进家属院的空平房里探险。有一回我和杜大头在一间厨房里找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棕色玻璃瓶，晃一晃发现里面还有半瓶液体。他说那里面可能是酒，让我打开尝尝。好在我还比较聪明，先拧开盖子凑过去使劲吸了一下鼻子。霎时间，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天灵盖，仿佛一根钢毛刷从鼻孔一直捅进肺管，让我半天喘不过气来。几年后我学了化学，才明白那瓶子里装的应该是浓盐酸，如果当时我喝下去的话……这让我在之后数十年的岁月里依然不时感到后怕。

（节选自2022年第6期《芙蓉》中篇小说《接受》）

王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1992年考入空军工程学院，历任技术员、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解放军文工团创作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小说集《沉默的中士》等6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等。